*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近几年，香港每年都会爆出一两部小成本的口碑佳作，如22年的《正义回廊》，23年的《年少日记》《白日之下》，24年的《破·地狱》。而今年的则是黄修平执导的《看我今天怎么说》。没有人们熟悉的大明星，也并非港片传统擅长的警匪、动作类型，电影以严谨细腻的剧本，真诚自然的表演，以及极富人文关怀的主题，在上映后就受到无数好评，并在今年的金像奖上获得了7项提名。90后女演员钟雪莹更是凭借此片，荣获金马奖影后。目前豆瓣评分8.3，高居近几年香港本土电影的第一线。放在今年，也是不可多得的一部华语佳作。

文｜杨祖占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看我今天怎么说》是一部以聋人为主角的电影，讲述三个香港的聋人青年如何面对生活困境，寻找自我价值的故事。

这两年，聋人题材成了香饽饽。中国内地今年就有《不说话的爱》和《独一无二》两部相关题材的电影。然而，这类电影很容易将残障作为煽情的借力点，而没有真实地呈现他们的生活状态。《不说话的爱》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片中聋人的形象是标准化的样板——很苦很善良的完美受害者。他们的生活也是简化后的“苦难”与“道德模范”，设定非常悬浮。全片所渲染的，不过是在听人的视角下对聋人想象的同情。

还有一部分以残障人士为主角的电影，主题与残障身份并不相关。要么是将聋哑作为一种设定，用来强化人物的戏剧性，要么是作为一种隐喻的载体，来揭示其他的社会问题。比如马来电影《富都青年》说的是底层外劳的困境，将主角设置为失语者，是为了象征底层群体的“失声”。又比如台湾电影《无声》说的是校园霸凌和性侵问题，听障儿童的身份使得这样的丑闻更难被揭露。今年的国产片《独一无二》，改编自法国高分电影《贝利叶一家》（也就是《健听女孩》的原版），主题也是落在了家庭关系的修复与和解，听障设定呼应了代际沟通的障碍。

而这部《看我今天怎么说》的处理方式，与以上电影都不同，既没有将残障作为卖惨的噱头，也没有化为隐喻的符号，而是实实在在以残障群体为主体进行叙事，直击聋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觉醒的主题。

三个主角中，叶子信是对聋人身份认同最强的一个。他出生于聋人家庭，先天失聪，从小和家人学习手语长大，完全接纳无声的世界。他不认为耳聋是某种缺陷，也不认为打手语有什么不便。上学时，老师强制他学习口语，他便用手语反驳。长大后，他拒绝安装助听器或人工耳蜗。在他看来，聋人不需要听见，打手语也可以活得很好。

Alan和子信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友（演员本人也是一位真正的聋人）。他没有特别强烈的身份捍卫，认为和人保持沟通才是最重要的。既懂得使用手语，也安装了人工耳蜗，能顺畅地进行口语交流。他性格开朗随和，几乎可以游刃有余地融入到听人和聋人两个群体中。

素恩则是一个不会手语的聋人。3岁时，她因为一次高烧失去了听力。母亲严格要求她不准学习手语，而是在助听器的辅助下学习口语。做了人工耳蜗手术之后，素恩的听力恢复了六七成，之后又以优异成绩拿到了金融学学位，并成功进入一家知名的保险公司。看上去，她似乎克服了听觉的障碍，融入了所谓正常人的生活。不过，她始终对于聋人的身份感到自卑。

由于被选为人工耳蜗宣传大使，素恩与Alan相识，并进一步认识了子信。素恩开始在两人的帮助下学习手语，逐步走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神奇世界。同时，她也借此觉醒了自我意识，重新对自己的身份开始了思索。

电影围绕这三个出身经历都不相同的年轻聋人展开故事。固然有展现聋人群体的困境，揭示他们面对主流社会的隐性歧视与无形暴力，但并没有刻意放大这种苦难，以此博得同情。反而是用一种清新动人的青春成长叙事，描绘了三位聋人青年的鲜活人生，以此鼓舞所有的边缘人士直面自己，活出真我。

导演黄修平曾说过一个触动他拍这部电影的原因。他听说，有一些聋人是拒绝变成听人的。他们对于恢复听力没有任何渴望。即便有一天科技进步到可以让聋人完全恢复听力，他们也不愿意使用。

《看我今天怎么说》核心探讨的问题也正在于此——到底是要融入“正常”社会，还是活出真正的自我。它最具冲击力的地方，是以聋人的角度反过来告诉听人，所谓的同情和帮助可能只是听人的一厢情愿，并不受聋人欢迎，甚至会形成一种强行扭曲聋人生存方式的暴力。

电影集中呈现了听人与聋人之间的两大冲突。其中一个是手语的使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大部分的聋人学校都以“口语”教学为优先，很多地方甚至禁止打手语。作为听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做没什么问题，是为了帮助聋人更好地融入社会。但在一部分聋人看来，手语就是他们的母语，也是他们的文化，没有任何理由去剥夺他们打手语的权利。直到2010年，国际聋人教育会议正式向聋人道歉，并呼吁重视手语教育。此后，全球聋人的教育方针才终于得到改变。

手语是一门独立的语言系统。听人认为使用手语并不方便，像是一种聋人的无奈之选。但其实，手语在很多时候比口语更有优势。片中一个特别的场景是子信在潜水中与同伴打手语。水下的世界寂静无声，只能通过手语沟通。这样的环境，聋人比听人更适应。

电影还用大量的优美镜头，向我们展示了手语作为一种视觉语言的魅力。有一处，素恩一个人来到公司天台练习手语，描绘眼前看到的一切：行人，车辆，大楼，云，风，日落……灵动变换的手势，与远处的景观重叠在一起，显示出手语是那么的直观准确。当镜头拉远，素恩小小的身躯如舞蹈般伸展，调动一切身体动作，去形容这个大大的世界。身体，语言，世界，在这一刻彼此相融，充满诗意。而我们也在这一组无言的镜头中，感受到了手语的动人与浪漫。

影片另一个冲突点，是人工耳蜗。

素恩与子信曾在一场人工耳蜗宣讲会上发生冲突。素恩说：“我很希望有一天，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世界再没有聋人。”这句话原本是想表达科技对于聋人的帮助，但在很多聋人看来，这是一种“为你好”式的冒犯，是听人视角下的歧视。坐在台下的子信立马暴跳如雷，激动地用手语冲她表态：我以聋人为荣。

这一点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惯常认知。人工耳蜗的确对于一部分聋人有用，但也有一部分聋人并不觉得自己需要矫正或治愈。他们认为，聋人与听人只是两种不同的分类，没有高下，就像男人与女人，黑人与白人。聋，是他们天生的特性，就像鱼儿没有脚，鸟儿没有鳍，人类没有翅膀。聋，不一定是残障，而是一种处境。或者，是一种身份认同。

当然，电影在这两个冲突点上大做文章，并不是要陷入激烈的二元对立，而是呼吁一种多元的共存。它提供的是一种反思：聋人和听人能否以平等的身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或者说，即便作为一个少数的异类，能否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必融入统一的规则之中。

故事的最后，三位主人公分别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子信打算去美国考取潜水教练执照，继续以聋人的身份打破主流社会对他的限制；素恩则辞去了顶级保险公司的工作，选择成为一名聋人学校的手语传译老师，成为两个世界的桥梁；而Alan换上了全新的人工耳蜗，选择在听人社会继续打拼自己的事业。

电影并没有评判谁对谁错，而是给予了平等的认可和尊重。社会本不应该只有一种评价体系，所谓“正常”也不应该只有一种定义标准，不同的身份也可以并肩前行。

一直以来，总能听到人说“香港电影已死”。但《看我今天怎么说》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电影的创作活力。影片不仅在一个近乎泛滥的残障题材上，做出了全新的主题探索，而且片中细腻的台词和精妙的镜头语言，更体现出了电影创作者的用心和想象力。

香港电影从未死去，只是在向另一种方向转型。黄金时代的警匪片、功夫片等商业类型片，的确逐渐式微。但同时，年轻一代的香港电影人则用不同的创作思路，拍出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人文电影，向我们展示了港片另一种样态。

本片导演黄修平，是比较早实现突破的一位。2013年，他拍出成名作《狂舞派》，以小博大，成为当年票房黑马，还在金像奖上获得新晋导演奖，成为新一代香港导演之光。这部影片虽然是小众的街舞题材，却表达出了极具香港性的精神主题。影片讲述了热爱街舞的女主角在腿部受伤之后，仍然以残障的身姿贡献出精彩的舞蹈场面。其中一句振奋人心的台词，也成了当时的流行语：“为了梦想，你可以去到几近？(做到什么程度)”

《狂舞派》给日益衰落的香港社会鼓舞打气。而影片的成功也让人们看到，通过小成本也可以制作出打动人心的好电影。接下来的十几年，香港不断涌现出优秀的80后、85后新导演。

过去的香港导演大多是红裤子出身，即通过片场学徒的方式积累经验和本领。而新一批年轻导演则多是毕业于专门的影视学院，理论知识更加系统，但片场经验较少。相比老一代导演擅长打造商业娱乐片，他们更加擅长社会写实，关注边缘群体，拥有更强的人文理想和社会责任心。

比如，2016年的《一念无明》讲述了一个躁郁症青年与多年不顾家的父亲之间的复杂纠葛。2018年的《沦落人》描绘了瘫痪患者和底层菲佣之间的互助。2022年的《窄路微尘》关注疫情下陷入困境的失业者。2024年的《白日之下》揭露残疾福利院的虐待丑闻。此外还有《正义回廊》《年少日记》等优秀电影，从其他层面对香港当下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

由于这些年轻导演在进入行业时，已经很难在内地合拍片上分到一杯羹，所以只能用很低的预算制作本土电影。上面提到的那些作品中，大多成本在1000万港币以下，最少的只有200万港币。参演的演员要么是名气不大的新人，要么是愿意零片酬出镜的明星。

但低成本不代表粗制滥造，预算降低之后，反而可以摆脱票房的负担，回到更本真的创作。这也是黄修平在《看我今天怎么说》的聋人主题之外，隐含的更深层更普遍的情感共鸣——作为越发边缘的经济体和文化圈层，香港人究竟应该在坚守本土性和融入主流之间如何选择？而影片则告诉人们，融入主流并没什么不对，但也无需惧怕小众或边缘，最重要的还是让每一个人活出真正的自我。

香港电影并不一定要通过重现黄金期的类型来实现复兴，也不一定要通过纯粹的商业成绩来衡量电影的“死活”。在崭新的时代里，依然有很多路径创作出好电影，关键还是看你为了电影能“去到几近”。想到杜琪峰导演说过的一句话，说“香港电影已死”的人，其实只懂得赚钱，不懂何谓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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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小雅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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