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辈子都干不成什么”的我，目睹父亲的死亡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10-24·阅读时长25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贾行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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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不再等待我父亲的形象到来。
在他离世后的28年里，我没有机会和他对视。我那时在他眼里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日益自闭、逆反和肥胖。到我自己也做了父亲，明白这等待是否有希望与时间、经验无关。我不了解他那种近乎庄严的自我意识是从哪里来、是什么体验。他有一颗暴躁而透彻的心灵，怀疑我是不是没有心。
他的信条从三个或有冲突的体系中来：山东东部乡下的宗族；从他幼年开始重整一切也统治一切的新秩序；他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学的工科；他把这三个系统赋予的身份和使命都完成得很好，哪怕其中有难以弥合的矛盾。
他甚至不需要一个暗处收纳私心杂念。他憎恨我进入青春期后总是关起房门，认为这是阴暗软弱的举动，这是我们父子关系的象征，也是我们的差别之一。
每次活到接近他当时的年龄，我才意识到他比我早熟的地步。对我这种人，还有当年捉弄过他的城里同学，他在学生时代的信中怜悯地说，这些人不是坏人，他们不勇敢，因此一辈子都干不成什么。一个人是什么要看他干了什么。我现在感到恐惧，不知道活过他最后的年纪后该去和谁争论。
他从不怀疑世界的真实性。好像是从一开始就直接按照世界给定他的位置去活，也不怀疑那些像是他选定的而不是接受下来的信条。他的思想方式是一个个算术等式，等号意味着除了已被简明列出的，其余的都不重要。对别人是诱惑的，在他看来是累赘，是对自己的侮辱。
他被任命为副厂长以后，厂里意识到在20多年里没给他分过房子，拨了半栋苏联专家住过的小楼给他，他回绝的理由是家在市里，又不能搬来，用不上这房子，我们家便一直住母亲分配到的两个小房间，那是教育局用半间教室交换来的。除非下班晚了赶不上通勤，他也没用过派给他的小车回市里。他半开玩笑地说，为什么你妈总能评上先进，我什么奖都没得过？可能和他的不合时宜、不在乎其他人的脸面有关。他转而为了我竟然和那些人一样狡诈而悲哀。
我一直回避和他说话，即便今天，也会反驳他：为什么要那么确定，为什么要认真到这个地步？你在乎的、经过的，终归是虚空。他向来鄙视我长着颗一团乱麻的脑袋，活成了一摊烂泥，这是我俩的另一个差别。
我见过许多比他聪明的人，比他有智慧的不多。我清理他的办公室，读他留下的信件和手稿，检索他的生平，听人回忆，发现品格和言行比他更一致的人，我几乎没见过。这也是他早年立下的守则，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认为我的本质改变不大，我想永远保持这样的本色”。
我多年后得知，他的主要遗产是调到城区后参与的集资建房，他被派过去做“一把手”，原定分给他四楼——没有电梯的七层宿舍楼时代的好楼层，因一个登门向他哀告的下属而换成了二楼，从此我家一直没有光线。那个下属在退休后把那套房子卖了个好价钱。
他的另一笔主要遗产来自死后额外报销的医疗费。他管过万人大厂的经营、采购，在不少南方的关联企业挂名董事长，完全可以从刚出现的时代缝隙里捞出几十、上百倍的数字，换我的话，我一定会。母亲的一个朋友来家向他暗示“别白瞎了这么好的位置啊”。待那人走了，他不解地问母亲：“你怎么会和水平这么低的人来往？”
他清晰的世界观里有一点儿奇怪的混合成分：他应该认可世上的人各有位置，而位置并不均等，他一生的经历都支持这一点；同时，他没有自负或自卑情绪，我从没见过他用不同面孔和方式待人。他不喜欢位置变化引起的关系和态度变化，渴望在日常中摆脱这些。他绝望地反感别人恭敬地称呼他的职务，还有乖觉地故意省略掉“副”的前缀，让他觉得眼前的是个小人——我后来上班时就这样，只要一把手不在跟前，就得省掉那个“副”字，和小不小人没关系，这是这套规矩的气质。他看电视剧里的美国侦探片，感慨为什么不能像剧里那样叫他“头儿”，他不知道自己总是冒犯这个游戏。
厂里都说，那个最年轻的厂长反而最古板。他一直羡慕自己的妻子，只管一个小学，却能容忍庙小妖风大的各色人等，他没法掩饰自己对别人的真实看法。我听母亲和他说过：“要负责，就不能只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人都有特点，只要放对了地方。你说的那人，起码适合去要账。”
每隔20年，他需要处理一次急剧的观念转折，要按刚宣布的新意志完成新的任务。苏联解体时他正在敖德萨，带回了整箱的裤子背带、冰刀和呢子礼帽，忧郁地分给众人，那是那边货架上仅存的东西。
50岁那年，他在北京接受了半年集训，对那里的一切相当满意，生活被重置回大学时代，只有课程、随堂讨论和论文，他喜欢那种规整，也为自己编制了类似的节律。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这里的条件比上大学好太多，又保持着优良传统，宿舍楼的单人房间里有“一张硬板床和蚊帐、一张三屉书桌、一个书架、一个落地台灯、一把椅子、一个立柜、一个脸盆架和放暖瓶的茶几，每个楼里都有阅览室，每层有电视和电话间，6点起床，六个半小时上课，两小时自习，礼堂在晚上会放一部电影”。他看遍了从胡金铨、张彻、王羽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所有武侠片，对导演是谁毫无印象。那大约是他对天堂的想象。
不知道他怎么理解正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我俩说过的话是有数的，他绝不会坐视他人的痛苦，他的心灵比我柔软得多，我能觉察出我的冷漠残忍是出于无知怯懦，那么，他的心软也许是因为更清楚地知道些什么。每个星期天早上，我们兄弟能听到父母在里屋讨论问题，家里的、单位的、社会上的，这是他们多年的习惯，周六晚上入睡前也会聊上很久。
我只记得他捧着那本在上世纪90年代和黄色杂志一道流行起来的《诺查丹玛斯末世大预言》，掐算我们兄弟在1999年世界毁灭时多大，并不知道他自己不会在那一天里。
插图｜老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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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母亲想去厂电视台找一找那些录像，再看看父亲的样子，被我以电视台不会保存为由制止了，何况已经改制了多年。我主要是怕尴尬，怕被认为是依靠父辈建立自恋的可怜人，甚至仅仅因为嫌路远。
我在寒假里去过几次他们工厂。我后来意识到，他那几次是为了带我到厂医院化验，看看我是不是也患有家族遗传的肝病。几年后，他在那里查出来了肝癌。
上个冬天，我挑了个便宜的航班，选了个靠窗座位去看一次那个厂区。当飞机临近铅灰的雪野时，我突然觉得无法呼吸。那边的景象和我想象的差不多，我再度见到了那种层高近四米的红砖宿舍楼，那座成本低廉、占地巨大的厂文化宫，连锁的牌子和店铺里的东西是在城郊和镇子里常见的，而街道的间架布局则很有往昔的气派，时间在这里停滞已久，只有路旁的松树长得极高大——
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也许因为具备某种天赋，或者是因为一直在具体地参与自己的命运，在自身和世界的碰撞里，早早设下了一道道闸门，不被未知的外物冲决。可见的理由是：他生于饥饿和悲伤，自那个起点开始，每一次忠实地朝向秩序和知识去行动，都会因为被拣选，多出一分对自身的掌握，进而获得道路。
行进于这条被自己验证的世界之中，他鄙视虚无主义，看不起私利，他在29岁那年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命运，说正经话，我反对绪（宿）命论⋯⋯这几年，我想问题开阔了一些，有些我吃的苦是我本身的弱点折磨我，我要下决心挖掉那些使我陷入痛苦中的孽根。一个人一生遇到的不顺心的事要远远超过顺利的事。”“世界上凡是比较复杂的事情，大概没有一件是轻而易举可以办到的，每当碰到不顺利的事，我便想凭命运去碰。”
我是那时候最早被宠坏的一批孩子，痴迷于电影《猜火车》和《搏击俱乐部》，依据激素水平重复着几句台词：“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没有目标，没有地位。没有世界大战，没有经济大萧条。我们的世界大战只是心灵之战，我们的大萧条是日常生活。”“我选择不选择人生，我选择别的一些什么。理由？没什么理由。”这些无价值的理由里有一个根本的理由，我们这些喜欢把它挂在嘴边的孩子不知道这个理由的沉重：最终，一切看上去都会没有任何区别。
人往往到了注定停下时，才察觉到此前的一生都是在失重感中下坠，几乎没有真的掌握过什么，才会想认领刚刚从身上经过的岁月，这是最后时分唯一可能做的。
死对他而言是一种打断，那时候，他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为自己定下的责任，希望凡是他能够照顾到的人都按他意见中的正确方式去生活。我怎么看都不像能考上大学，如果没办法，就把我托付给他的老朋友们，去他们厂读技校，将来念个在职的大专。我悄悄听他俩在小厨房里议论我哥的婚事，我嫂子高中二年级出国前娘家托人来找他们商量婚事。母亲说，他们家级别高，两口子都是大干部，我不愿意巴结。他满不在乎地说是孩子过日子，有什么关系，你不求他，管他高低，非要这么说，我也是司局级，退休以后，这东西有什么用？
他也一直活在对死的预计里，他的母亲、开启了我们家族病史的奶奶，在他13岁那年过世，然后是他的姐姐、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是被剩到最后的一个。他从面临同样命运的外甥那儿弄清了这病的原理，两个人一直在密切地交流如何吃药和保养，好把各自的事情做完，随即各自失败。他在恋爱时代的信里经常描述这种前景，警告母亲要三思，真正的威胁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单位离得太远、他有太多的亲戚要照顾。我听他说过的最泄气的话是：现在看来，我这辈子也做不成多有价值的事，我也没高尚到能把财产都捐出去，也就是干干工作、照顾照顾老人孩子了。
至少在当代，一个人选择了自己在世上的职责，不等于知道该如何自处、知道自己将独自前往何处，与庄重的活相比，死显得太轻易，也太滑稽。
我亲耳听到他在做出决定时说：“多活几年还是少活几年，没什么区别，要看活的质量。现在我有可能手术，就赶紧做，治不好了可以赶紧死，不要成为谁的拖累。”
我知道的另一句话，是父亲告诉母亲这个消息时，先认真地叫了她的全名，然后说“我还是倒霉了”。他说在去澳大利亚考察前，他是特地到厂医院拍了片子的，什么都没发现，或者是设备精度不够，总之回来就有了。已经观察了一阵，去过医大，结果是一样的，现在应该放弃幻想了。
父母告诉我们兄弟的是：他们要去上海旅游一趟。我那年17岁，正常人该能发现这事的不正常，可我只是醉心于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家，还跑到北京去学了几天吉他。母亲中间回来了一次，把事情向我们说了，在收拾东西回去之前，做了件出离理智的事，让我领她去歌剧院后身的琴行，给我买了一把琴和一架效果器，2800元+2700元，是不小的花费，“既然你喜欢”。现在我只记得那时对这琴的快乐，不记得对他和她有过什么忧虑，我背着那些东西四处赶场，心里只装着自己，这大概就是做母亲的人的目的。她说，你爸在病床上也很后悔，说何必呢，以后不要求你什么了。他希望你上个大学，不是强迫你做什么，是他觉得人经过了几年的大学生活会不一样。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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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着一大瓶两升装的可乐走在去医院的路上，那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将近200斤，穿着件父亲当纪念品买回来的白T恤，胸前印着3排9只考拉，其中有一只像抱着可乐瓶子一样抱着桉树。
医院是旧的，前门里面是一座孙中山的坐像，第三天的早上再从这里进来，我意识到他和我刚死去的父亲同岁。绕过门诊，进了住院处的楼，整栋楼里都没什么光，人不多，走廊上有架转运的平车，我那天晚上最困的时候，发现那上边空着，爬上去睡了一会儿，几个小时后，它被用于运送父亲的遗体去楼下的太平间。
我记得他们在病房里面的拐角。床上那人已经不再是我父亲了。蜡做的黧黑面孔有些像他，剩下的几缕头发全都白了，像一片柳絮似的散在枕头上，棉被在随着他的倒气起伏，里头像是空的。床边马扎上面坐着的也不像是我母亲，她从来没有如此恍惚和困惑过，而眼神却亮得异常，近似凶光。
长大和衰老不是线性渐进的，是一节一节的，在某件事上急剧地完成了。当儿童目睹父母陷入绝望时，被迫长大。那几年，很多东北的孩子在以这种方式长大，彻底修正了对世界的看法。和家里下岗的同学不一样，我用另一种方式观看了人的绝境，我在那个晚上同时目睹了他的死，和她强悍的悲哀，多年来，我一直“被那晚的滔滔河水”（博尔赫斯《天赋之夜》）震慑。
母亲一遍遍地叫他的名字：儿子们来了，你看一看，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他说：还不是时候。他把我哥看成我，要我去写作业，说不用管。接着便开始大声呻吟起来。
母亲从病床下掏出藏青色的西装、衬衫、西裤，最后是一件呢子大衣：这是我上午在百货商店买的，寿衣店里的都太难看了，这些都是好牌子的，你看看，咱们穿这些走，好吗？赵姐告诉我把扣子都剪掉。
他说，还不是时候。
父亲从凌晨开始吐血，应该是某个脏器破了，逐渐止不住，无法呼吸。我清楚我父亲真正死去的那个刹那，我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的脸。应该是由于血涌向头部，他最后变回了我父亲，脸色红润，有了表情，在皱眉和抽搐，对灼烧的病痛不耐烦，为了无法清晰专注地想事情而懊恼，然后，就是那个刹那了：有一片来自他体内的光泽，从脸上自下而上地泛起，迅速地如水面上的烟雾一样消散了，也像是关了开关之后灯泡的最后一下抖动。
没有庄严的退场，只是消失。“别再看我，你看到我死了我会羞愧的。”（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我时常想起这句苏联小说里的对话。他也是那样的人，对他而言，我这种弱者不懂：活的意义，早已先于个体被设置在生活和群体之内了，那些意义是如此清晰可见，人越是行动，越会感到意义的真实，否则，生活就不值得一过。他临终前叹息“还不是时候”，是为了那些不得已卸下的重负而不甘。还真是，我向来怕责任，认为那是对“我”的打断，我觉得世间的责任只有被装扮出来的意义。而他如此投入，如此厌恶在将职责推向目标的路上被死亡所打断，他尝试依靠理性去和命运商讨能多行动几年。
父亲也许是最后一代那么活的人了，在几种坚硬的秩序之间，找到了把它们全担下来的方式，他也因此拥有了一个意义丛生的位置。
更晚些时候，病房的事料理完了，盖上了单子的死者被送走。帮穿衣服的是父亲单位的同事，姓丁，很快被提拔成了办公室主任。丁主任又带我们到水房去擦洗，嘱咐我脱下胸前染了血的卡通考拉T恤，不知从哪儿拿出件换洗衣服，说沾血了，不能留。我有点儿可惜，想坚持一下，那血衣是父亲买给我的仅有的一件衣服。丁叔看了我一眼，今天的我回忆，他那时是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想用眼神提醒我：你不配承受，因为你不能理解。
那一年我大概四五岁，在我们最早的那个半间教室改成的家里，父亲凌晨刚下火车，把我从床上摇醒，迫不及待地展示他在大连出差时买到的铁皮海豹顶球玩具，蓝色的海豹在地上转着圆圈，翅膀一下下地上下忽闪着，我刚从一个梦中醒来，也蛮喜欢现在的这个梦。海豹头顶的那个球和发条钥匙很快就被我丢了，海豹因为被泡在水盆里玩，再也不动了，我把它撬开，只得到一个生锈的“发动机”，摆弄了两天，想不出什么玩法，也扔掉了，那只玩具是这样一点点消失的，关于我父亲的印记也大概如此。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39期封面故事）
排版：球球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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