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古典文学100讲》，我是主讲人董梅。我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人文学院，《中国古典文学通识课》是我在央美开设的课程，而现在你听到的就是以那门课为基础，又经过丰富和发展而来的《中国古典文学100讲》。

说到古典文学，我赞同这样一句话：诗歌比历史更真实。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史贯穿了数千年的族群史，先民们的喜怒哀乐、理想或者忧患都在其中，所以，确乎应该说：文学是中国人最鲜活的族群心灵史。

不是吗？“情动于衷才有诗”，我们读到的每一篇诗，都是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曾经鲜活的生命个体。所以，当你翻开一篇看似古老的作品，其实它承载着活泼泼的生命情感。如果你愿意把视线投向文字的背后，或许可以和创作者的目光相交汇，是这个人把他的生命情感、生命经验凝固于文字，穿越千百载传递给我们。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说，诗歌、文学比历史更真实。

在这门课里，我想请你和我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尝试：唤醒。

唤醒作品、唤醒情感，唤醒文字背后那些鲜活的生命。

这门课将开启：与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生命对话 

这门课，我在央美已经讲了若干个循环，但是对我来说却常讲常新，因为对我来说，我是在通过这门课：与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生命对话。所以每一堂课，都是一次新的对话，也许我会发现那位对话者的一个新的生命维度，或者我能触碰到他的一个新的人格层面，那种惊喜，愉悦，难以取代。或许就是陶渊明说的，“每有会意，则欣然忘食”。

如果你也有兴趣参与到这样的生命对话中，欢迎你加入！

比如，我们可以一起去往轴心时代，去看看那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孔丘（孔夫子），他可是中国式人格的最高理想；

我们可以去西汉，见见那位把整个生命都投入到一部历史著述的太史公司马迁，他是为中国人提供历史观的人；

我们也可以去往动荡的魏晋时代，去看看在那个天下失序的时候，两位各自坚持着自己的生命方向的人——曹操和陶渊明，虽然他们两个选择的方向是如此不同。曹操，他的悲慨的生命观和现世功业之间的矛盾，陶渊明则是从中国的自然观之中找到了生命的慰藉。

当然，还有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没有中国人不熟悉，不喜爱他们吧。

以上这些文化巨人，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大生命，他们每一位有着丰沛的生命力，和独特、鲜明的人格。

如果你收集这些生命个案，把他们集为一个群体，你会发现，除了个人性情之外，他们其实有着很多重要的精神共性、比如生命观、自然观、历史观等等。这些精神共性，来自于他们共有的文化，不是吗，每个生命个体都是被他处身其中的文化所形塑的。

这些大生命，他们都曾为我们贡献过作为中国人的生命原型，如果以他们为生命样本和研究个案 ，就有可能在他们的人格共性中提取出中国文化的基因，甚至建立起属于中国人的一部人格基因图谱。 

千百年来的中国人，一辈辈都在以热爱对这些大生命做出认定，这说明，他们足堪代表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格理想，而一个族群的人格理想是如何塑造的？我认为它恰恰来自于族群文化理想所提供的可能性。

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是如何塑造的？

多年来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让我的追问逐渐凝聚于这样的几个问题：

中国文化的理想是什么？ 

中国文化所能够造就的理想人格究竟是什么样？该从哪些维度衡量？

什么是中国情感？

什么是中国美感？

和他文化的情感与美感相比，究竟有什么特质？

以上这些追问，其实都将动用到一个族群最深层的价值源泉，会触碰到中国式价值观的精神内核。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何以中国？

其实，何以中国文化品格？何以中国理想人格？何以中国情感与中国美感？这些追问都将共同支撑“何以中国”这个文化母题。

说回到文学史上的那些大生命 ，如果我们能够以他们的生命样本作为参照，以他们所提供的中国式理想人格作为参照，也许会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会更自觉于思考自己身上的某些精神特质是从哪里来。诗的来处，和我们的来处，和他们的来处，从文化的维度上，是万法同源的。

文学认知升维：“中国式理想人格的五重高阁”

经过近20年的探索，我以最经典的文学作品为研究素材，以中国文学史上的大生命样本为研究个案，逐渐摸索出了这个认知框架，我想，这个框架或许可以为当代环境下的中国人，对于新的中国人格的讨论，提供一个参考。

这个认知框架由五个维度构成 ，因为它的逻辑层层推进，呈现出一种次第上升的阶梯式。所以我把它们概括为“中国式理想人格的五重高阁”：

敏于感、富于情、正于性、通于思、合于道。

接下来，我会和你从下向上，一层一层来看，一步步登上这五重高阁。

从《易经》、唐诗宋词看：敏于感和富于情

 “敏于感”和“富于情”，这是五重高阁的第一层和第二层，更准确地说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理想人格的地基，我想你肯定已经听出来了，其实，这两层合在一起就是感情这两个字。为什么是感情构成中国式理想人格的基石呢？

在中国文化最古老的源头，在群经之首《易经》里，就已经出现了“感情”观念的萌芽，《周易》的《彖辞》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你看，感和情在这儿，已经同时出现在一句之中，天地之感，万物之情，天与地，是交互相感的，正因为这种交感、交互影响，所以万物得以化生。你看感与情，是中国文化中用以来解释天地万物来处的最古老的基因。

而非常巧合的是在现代心理学的领域，关于人格的最新理论，正是以感情作为人格核心的，这恰恰说明中国文化在它的起源期就已经是以生命作为本体，以人格作为核心的。 

那么，中国文化中的感情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如果真的想理解它，最好回到这两个汉字的造字本意去发掘，你可能会发现，它们向你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首先，这两个字的部首都是“心”，心灵的心，也就是说它们都与心、与生命相关。先来看“感”这个字的构字，上边是“咸”，下边是“心”，“咸”是万物咸同之咸，万物都是一样的，哪方面一样呢 ？万物都是有感的、都是相感的。

要是想更容易理解感字的本意，我建议你用它来组几个词：比如感官、感觉、感受、感动、感慨、感悟，现在你找到点儿感觉了吗？其实最贴近感字本意的词就是感官。感官，就是我们身体的五官，生而为健康的人，我们都被上天赐予健康、完整的感官体系。感官体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官：眼耳鼻舌身。因为它们各自都是有职责的，所以被称为官，它们有各自该管的事，管什么呢 ？“色生香味触”。也就是说，眼可以见色、耳可以闻声、鼻可以得嗅，舌可以知味，而身就是皮肤，你可以拥有触感。

眼耳鼻舌身，拥有这样一套健全的五官，就使我们可以有感觉，“色声香味触”，称为五觉。从感觉，进而生感触，更强烈就有感动、感慨。总之“感”是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经过感官，进入你的生命体内，进而对内心产生影响。

所以，“敏于感”就是善用我们的感官 ，打开眼耳鼻舌身，打开你的内心，来接纳外部世界。见真色、听真声、识真味。古往今来，中国人都是如此“敏于感”的一个群体。如果你问为什么？最根源是因为我们发源自农耕文明的族群，本就是敏感于天地万物的一个族群，就从中国人的启蒙诗来看，“春眠不觉晓”是感，“两个黄鹂鸣翠柳”是感，你翻开唐诗宋词浏览一下，恐怕 90%以上的作品都是从敏于感入手的，中国的诗人的确是敏于感的一群。

如果说到敏于感为中国文学作出的最大贡献，那莫过于苏东坡的《前赤壁赋》：

“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

耳得，目遇，都是感，明月映在眼中，清风吹在肌肤上，风月无边，纯然是一个感的世界。只要你向天地自然打开身心，那你也会像苏东坡一样 ，受享无边的明月清风，这是大自然回馈给你的无尽藏！

所以，打下了敏于感这一重人格基础的人，我想私下里给他一个命名，名之为“天人”，就是生命与天地自然建立了连接的人。

借这个机会，我还想多说几句，纠正一个对古典文学的误解，有不少人可能有这样的顾虑，学习古典文学会让人变得多愁善感，其实我觉得，这是对古典文学、甚至中国文化的偏见。

其实，善感何必多愁？如果你与自然万物有着广大的联通和互动。你的内心一定开阔明朗，你怎么会多愁？朱熹说：“为有源头活水来”，你的心就是那面有着源头活水的湖泊，“天光云影共徘徊”，内心源源不断地接受天地万物的滋养，那你的人格一定会明朗、乐观、刚健。

“富于情”

好，我们现在开始向第二个阶梯“富于情”进发。既然感是五感，那么情呢 ？

最晚到战国时代，就有“七情”的定义。战国时期的《礼记》定义了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而且还特别申明：七者“弗学而能” 。“情”不需要向外习得，而是与生俱来，所以它是生命的属性，是人的天然禀赋。这是因为，情是与欲共生的，欲望是生而自具的，欲望带来喜怒哀乐。所以人有喜怒哀乐，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有欲望。 

所以，你看在这儿出现了感和情的不同，“感自外来，而情自内生”，外来的五感和内心之七情，交合于一个人的一身一心之间，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活泼泼的、丰富而独特的自我。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诗人说我度过了一个漫漫的不眠之夜，是因为我的心底起伏着一种身在的而莫名的隐忧，它干扰着我，这是人生之忧；“今兮何兮，见此良人”，就在新婚之夜，新郎和新娘面对着到来的幸福，真有不知此刻是真是幻的感觉，这是写人生之喜，以上的两首诗都是2500年前的《诗经》所描写的人生悲喜。 

是不是情自内生？在《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段话：“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终正在我辈”。“太上”就是那些圣者们，他们已经超然于小我之情而达之大我 ，所以说忘情。

而另有一些人其下不及情 ，这就是今天从哲学所谓异化的人，他们不知情为何物，已经迷失了人性的根本。但是无论太上忘情或是其下不及情，这两者毕竟都是人群中的极少数。而绝大多数人，都是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所谓我辈钟情，就是如你我这样的芸芸众生。 

富于情，是一个人生命主体的自觉 ，他建立了通往自己内心的维度，可以观照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能力安排处置自己的情感，也就是说，他能呵护好自己的内心，善待自我，这是多么重要的能力。

拥有了“富于情”这一重人格的人，我姑且名之为“赤子”，是能够葆有内心的真诚面对自己情感的人。

欧阳修写过一首词《玉楼春》，其中有两句：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非关风与月”。

你在这里读到感了吗？他说：痴情人，他天性是深于情者，与风花雪月无关，为什么呢？因为风花雪月是感，是外物，而情是内心自具，并不因风花雪月才萌发。这让我想到《红楼梦》里边警幻仙子对贾宝玉的评价正是天份中生成一段痴情，宝玉正是曹雪芹的人格成长理想。 

以欧阳修为例，我们来看作为一位中国诗人，情和感，已经化入他的人格之中，所以写来如此精确微妙。     

敏于感富于情，曾经对中国人的意义是什么？它们是中国人的生命启蒙，引导每一个人夯实他的生命主体性。

所以，当你以后再听到汉语“感情”这个词的时候，我希望你已经了解，它意味着两个生命的向度：

敏于感，是向外的，面向大自然打开你的感打开你的身心，去接纳去体验，这是中国式情感的50%；富于情，是向内心的自我观照，正视并接纳自己的喜怒哀惧爱物欲，尊重它、善待它。这是中国式情感的另外 50%。两者合一，向内，我们可以与自己的内心和谐相处；

向外 ，我们可以与自然交融，在自然万物中获得升华和慰藉。必须要说，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幸运，中国文化把感和情作为基因植入到了中国人的生命之中，这是给予生命的一个坚实的奠基。

所以，情感是这个文化体系里，是最古老的同时又最鲜活的基因，一直在中国人格之中。 

好的，敏感和富于情，理想人格的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已经站在这两级阶梯上的人，肯定已经拥有一个饱满丰盈、明朗健康的生命，也肯定是一个有趣的灵魂。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如果止步于此，会是危险的。为什么？“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这句话正可以来形容这种状态：一个人如果始终局限于小我，只跟自己对话，只与自己周旋，那终究只能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的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案例，那么，如何才能够突破自我的壁垒呢？还是要靠人格的成长，实际上，每一次人格的成长，都是建立在自我突破的前提下。 

“正于性”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三级阶梯，是“正于性”。这是在自我与他者，或者说个体与群体，也就是社会性这个维度上，建立利他信念，最终超越小我的局限，而升华为大我情怀。

《三字经》作为中国人的启蒙读物，开篇说“人之初，性本善”。正于性的性，就是人性之性，也就是人类范畴的普遍人性。

如果说在上一个阶梯，富于情是属于个人的悲喜得失，是小我之情 。那么正于性，就是超越小我之情，以人性之正善建立对他者的关注和关爱。而他者的范畴，可能从亲人、友人到陌生人，也就是“泛爱众”，这个“众”的最大范畴可以达至人类总数，所谓“苍生”，这是儒家语；所谓“众生” ，这是佛家语。你看，这已经是哲学和宗教的至高境界了。

所以，正于性，就是基于人性之善的自我的突破 ，如何突破呢？——推己及人，这是儒家给出的方法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中国文化所给出的推己及人。

我们今天都知道，人性其实是复杂的，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正面有负面，那么我们站在今天对人性了解的前提下，需要去质疑和推翻中国文化的积极人性观吗？在我个人看来，恰恰是对于人性的坚定信念，给了中国人丰厚的回报。为什么？“爱人者人恒爱之”，它使中国人更容易相信崇高，相信人间的温暖，所以内心也更坦荡，更笃定。

龚自珍的诗句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已亥杂诗》）”，落红有情，虽然已经落向地面，即将化入泥土之中，却仍然存念于来年，意在滋养来年的花开。这其实是龚自珍的人生自况，虽然他的人生已经不再有机会施展抱负，但是却寄希望于年轻的一辈，不辞呵护与扶植的一份心力，这就是为什么这首诗会散发着温暖。

在中国的文化中，正于性，这种“仁”的精神的担当者，就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核心的士人阶层。

来看“诗圣”杜甫的一首小诗，“迟日江山立，春风花草香。泥蓉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五言绝句，一共20个字，但是多么温暖，气象阔大，生气勃勃。如果有人问，一个好的世界该是什么样？我想就是这首小诗里的样子：天地安详 ，万物适性。天地之间为春的温暖所笼罩，不管是江山、花草、还是水鸟，万物都安详而自洽地做着己。

为什么一首小诗，会有着如此强大的暖的力量？

因为这首小诗的底蕴，是发自生命深处的人性之善 。

就在杜甫写出这首小诗之前几个月，在前上一年的秋天，他刚刚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

安史之乱后，杜甫因为自己经历的苦难而理解了苍生的苦难，“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甚至在这种对他者的大爱中，生发了舍我之心。这就是利他，善是根、爱是果。

其实杜甫之所以被评价为“诗圣”，并不仅仅因为他的诗学造诣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地 ，而是他的儒学价值观，引导着他终生的人格成长，当他的人格和他的诗学造诣合而为一，都臻于炉火纯青的时候，“诗圣”才诞生了。所以杜甫晚年的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样自然、那样温暖，充满着呵护感，“润物细无声”，中国人是多么喜爱、多么推崇这样的一种人格啊！所谓如沐春风，正是儒者人格中的“人间深情” 。

再说到范仲淹，他之所以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正是因为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越了一己的悲喜，超越了小我的得失计较 ，而以天下为己任。

梁启超先生曾经评价杜甫、范仲淹这样的儒者，梁启超说他们是“情圣”。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热恋者，情圣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极大的被矮化了。而在传统汉语之中 ，情不仅仅是两情相悦之小情，情是至大至深的，而以儒家思想作为精神内核的士大夫这个群体，就是情之大者，他们太爱这个人间，所以才会把一重重现世责任抗在身上。

儒者情深，唯儒者能深情。也正是王阳明说的：须是有一个深爱作根，便自然如此。

站在这层阶梯上的人，我从范仲淹那里拿来一个词，称其为：仁人。如果你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之中，如果你读到一首诗，让你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温暖，那你就去留意一下，是否作者像杜甫一样，已经站在了正于性这级阶梯上。 

现在，我可以做一个小结：

敏于感，是自我和自然的连接；

富于情，是与自己内心的连接；

而正与性，是自我与他者的连接，

这个维度构成了“利他”的社会观，在中国文化里，它是以儒家思想的“仁”为核心精神。

你看这三级阶梯，从感、到情、再从情到性，还是从汉字的维度看，它们的部首都是心，说明对中国人而言，它们都是指向于心的。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它始终是向内求的 ，是要你从内心深处去主动、自觉地，去完善自己。 

下面的两个阶梯，我们会一起进入更高维度的人格建构：历史观和宇宙观，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下这门课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