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古典文学100讲》，我是主讲人董梅。

历史观的建构：通于思

在敏于感、富于情、正于性之后，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国式理想人格的第四级阶梯——通于思，“通”是通达的通，“思”是思考的思，这一层阶梯是对于历史观的建构，什么是历史观？这是一种对于大尺度的时间规律的认知能力，每个人的生命可能也不过是百年之身，但是你是否能够突破自身生命时间的长度，而以数百年，以千年作为单位来认知历史的发展规律，可以说这是在时间维度上的自我突破。

为什么我们在讨论中国式理想人格的时候会有这个特质？那是因为数千年的族群发展史和文化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想一想，中国的诗歌史上有多少怀古诗，“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相当一部分中国诗人都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种自觉，在时间之流的外部做一位历史的观看者。

李白作为时间的观察者，可以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孟浩然作为历史的观察者，他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他已经把时间古今表达为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规律，而中国的历史观就是把历史兴衰、天下大势放进千载万古的时间之中，去观看它的规律。“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这是辛弃疾，而最早，也是最完整替中国人表达了历史观的是司马迁，他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的“通于思”之通就是来自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什么叫做通古今之变？历史的表象永远是不同的，但是在变化的表象之下，是否有不变的规律？在这就是司马迁想做到的“通古今之变”，看到底层的逻辑抓取到不变的规律。作为司马迁的后辈，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给出了一个标准，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里对于一位士人的甄别标准，作为一位合格的士，你需要具备历史观，“士者所以通古今决然否”，只有那些能够在大时间尺度上来审视历史变化，认知历史兴衰规律的人，才能够在历史的节点上为一个族群、一个国家做出抉择。

班固在历史观这个维度上，对士提出了一个要求的标准，就是通古今。站在巨人的肩上，以司马迁和班固所描述的通古今之变通古今，我把这个阶梯之上的中国式理想人格概括为“通士”。

历史观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你在生活中肯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每时每刻在跟你计较利益得失，如果有人可以以百年为单位，以300年、以千年为单位来计量考量，那一定是超越了我对于一人的利益计量的。所以当我们讨论一个人的格局眼界的时候，是关乎他背后是否有时间观，是否有历史观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有历史观的人一定有未来观，有历史信念的人，也必定会具备未来信念，正是因为古今是鉴古知今，鉴往知来。

孔夫子是在轴心时代的智者之中，已经具备了非常成熟的历史观的人，比如在他的认知之中，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而言，七年、三十年、一百年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点，他的观点，“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就是一个时间单位三十年，他说，即便是一位具有着王者之德的人在位，没有三十年的积累，也不可能实现仁政，因为这是需要在时间里去完成的。再看看他怎么说百年这个时间节点，“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他认为没有一百年的积累，一个时代是不可能走向它的顶峰的。

如果我们看看中国历史的发展，无论是汉唐宋以及以下的各个朝代，的确都要经历过几个阶段的积累，不到一百年的时候，基本不会达到这个时代的发展顶峰。

在2500年前，在轴心时代，一位智者已经可以具备这样完整与成熟的历史观，不得不说这是令人惊叹的，而具备这样历史观的孔夫子，同样具备着非常坚定的未来观，对于后辈，对于年轻人，他是充满信心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孔夫子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未来，不相信年轻人。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艺术史家高居翰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像是一盘围棋，它的棋路、棋理是古今一脉相承的，后辈人需要理解前人的逻辑之后，下出自己的几手。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具备连续性和对话性，他这段话我深以为然，并且我时时在想，我们是否能够留下属于自己时代的漂亮的几手棋？

生死观和宇宙观的建立：合于道

好的，走过了历史关，我们马上就要登顶了，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五级阶梯——合于道，“道”是大道之道，“合”不是和平的和，而是天人合一之合，到这，可以算得上是人生最后一个关口了，生死观与宇宙观的建立。

这次我们先看作品，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曾经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位作家，他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难道只有写出像《红楼梦》那样的作品才能不朽吗？我说当然不是，比如《登幽州台歌》，一共22个字，足以不朽，为什么？因为它写出了小到每一个生命个体，大到全人类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生命的短暂与宇宙的永恒之间的矛盾。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所以宇宙空间与时间的总和就是无穷，而面对宇宙的无穷和永恒，个体生命会显得多么脆弱渺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时间轴上又表现为人的孤独，但是如此之孤独渺小的生命个体，居然可以对峙于整部宇宙，悠悠之天地。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之下，仿佛撞击开了原子核，释放出了巨大的悲怆的力量，“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生命固然是渺小的，但它仍然可以有一种与宇宙相对峙的傲岸。《登幽州台歌》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告诉我们，生死观和宇宙观几乎是同时醒来的，而生死观和宇宙观刚刚醒来的时候，这两者表现为尚未和解，仍然是矛盾的，所以会激发出悲慨的诗，悲怆的诗，比如曹操的《观沧海》等一系列作品。但是第五层阶梯也可以说第五重楼阁，其实是一个复式结构，还有一些人能够更上层楼，他们调和了生死观和宇宙观之间的矛盾，消解了生死焦虑，所以他们的生命会释放出一种巨大的释然与安详的力量。

在这又说回到苏东坡和他的《前赤壁赋》，还记得吗？在“敏于感”一节里，我们提到过，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生死的命题。从《诗经》开始，中国人讨论了将近2000年，直到《赤壁赋》的出现，才为这个命题画上了句号。东坡居士转换了这个命题，把生命从时间的长度转换为空间的广度，他的思维是这样的：“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也”，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变化的角度来思考生死这个问题，那么天地宇宙都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如果你换一种思维方式，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待生死，你就会发现天地万物合你己身，其实都可以达至无穷。从这个角度来说，江上之清风和山间之明月都是大自然的无尽藏，而当你打开自己的生命和清风明月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融入到万物之中，那个刹那或许会让人体验到某种生命的永恒。

肉体的存在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存在的范围内，我却可以实现生命的自主。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取之无尽，我去受享它们，没有谁能够禁止我，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拦我，生命在此时实现了最大的自主与自足。

在这我必须说出陶渊明这个名字，我们爱苏东坡，而苏东坡爱陶渊明，在生死观之释然，宇宙观之通达这方面，整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没有谁比陶渊明更彻底、更究竟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种纵身一跃，将自己交托于大化之中，需要多么决绝的勇气，而他换得的又是怎样的一种释然与安详？“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还有什么可犹豫不决的，遵其常理，顺于大道，安乐于此生。

你看生死观和宇宙观，在陶渊明这里不是一种矛盾，而是相互顺应的，所以称之为“合于道”，天人合一之合，而最终陶渊明将生命之存在归于乐夫天命。至此，陶渊明的生死观之论证止于乐，知止而后有定。

理解了陶渊明，你就会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文化的生命观之中是乐生。中国文化最深的热爱就是此世情怀，所以我们的文化才可以扎根此世，生生不息。中国人乐生、爱生，所以才可以安住此事。

如果说第三阶梯“正于性”是与他者的对话，第四阶梯“通于思”是与历史的对话，那么在第五层阶梯，在最高的五重高阁上，是生命与大道，与永恒的对话，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读陶渊明的诗的时候，感觉貌似平淡，但是体味起来却又仿佛无穷无尽，正是因为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写花花草草，但是在花花草草的背后，却转动着一整部宇宙观。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这是唐诗中我深爱的8个字，他说永恒的大道运行不息，多么圆满，而我们经历的每一个片刻，其实都是我们生命之中的良宵，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乃至于文化史，像陶渊明这样内心如此之饱满，如此之幸福的人，真的罕见。所以像这样的一重人格对他而言，宵为良宵，雨为时雨，风是好风，宇宙之内无不可爱。

好了，我想说合于道这一重人格境界，其实并不独属于陶渊明一人，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在中国的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上，一流的文学作品，一流的艺术作品，一流的大师一定都已经到达了第五重阶梯，登上了第五重高阁，而在这儿意味着不朽。这群寄身于第五重高阁的不朽者，我也一样给他们一个名字，我称之为“达者”，就是通达、旷达之达。

好的，既然已经达到了最高层，那么这条中国式理想人格的探索之路是不是已经走到了终点？不是。正因为到达了最高点，所以下一步是开始回归，“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确，哲学的高处往往不胜其寒，看一看西方哲学的领域，越是到达高处，接近绝对真理，就越是和生活分离，最终脱离生活的本体意义。所以西方哲学家最终选择走向绝境的不在少数，而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它始终不离生命本体，始终不离此世情怀，“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为什么不离人间？因为人间情未却，所以至关重要的是当你已身在第五层的时候，还要能够拾级而下，将每一重境界落到生活的实处，把理想验证于日常，可见天地宇宙之大，但是仍不舍寻常生活中时时处处的用心。

所谓“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特质，知行合一，内心成与不成，还是要靠做来验证的。我想中国文化会以它的特质给中国式人格，以这样的信念，明朗朗天道，活泼泼人间。

《中国古典文学100讲》将怎么讲？

好的，现在我想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门课程《中国古典文学100讲》，在这门课程里，我会和你一起去寻访、浏览中国文学史上那些最经典的不朽之作，诗词、曲、戏剧、小说等等。我会和你一起把它们还原到它们各自所在的时代，唤醒它们的美和生命力，使它们成为我们胸中的诗，成为我们生命里的诗意。我还会和你一起，沿着五重高阁之路，去探访中国族群史上那些最伟大的生命。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是什么塑造了他们。

最后，我想说一句，为什么在一门古典文学课上要讨论文化理想和理想人格呢？因为就个人而言，不建立理想，行难致远。就文化而言，不给出一个族群的最高文化理想，那么恐怕文化的生命力也不会长久。为什么在所有的文明古国之中，只有中国的文化可以生生不息，因为我们的文化给出理想，而且塑造理想之人。

最后，我简短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董梅，我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也是一位古典文学学者，我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已经近30年了，《诗经》《红楼梦》都是我的主题，但是我自己最为看重的也是从文化层面最为关注的，就是这门以中国理想人格为探讨的《中国古典文学100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