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风”萌出

若论宋代士大夫“先觉”精神的首倡者，当推范仲淹。他在《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成为当时乃至后世士人的座右铭。南宋思想家朱熹在《语类》中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且不论范仲淹是否完美践行了“以天下为己任”或“先忧后乐”，但在他提出这一新规范之后，很快便在士大夫群体中激起了巨大的回响，以至于朱熹评价他“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以天下为己任”不仅是朱熹对于范仲淹的论断，事实上也可以看作宋代士大夫对自身社会功能的一种规范性定义。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普遍意识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余英时认为，“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向宋代士大夫内心世界的大门。

余英时在其著作《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出了中国“士”的传统。如果从孔子算起，这一传统至少已延续了2600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相对应的，中国的“士”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余英时认为，以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而言，儒教始终居于主体地位，佛、道两教在“济世”方面则退处其次，这也是传统中国的“社会良心”为什么必然要落在“士”阶层身上的背景。

“士”的社会角色由孔子最先提出——“士志于道”，规定“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弟子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对后世的士人群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士”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但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历史上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余英时概括，“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而在秦汉以来的2000年中，每一时代的“士大夫”又与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相呼应。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代儒教衰落，“教化”的大任从儒家转入释氏的手中，“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以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及至宋代，儒家复兴，“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新风范不仅是原始儒教的复苏，而且也涵摄了佛教的积极精神。北宋云门宗的一位禅师说：“一切圣贤，出生入死，成就无边众生行。愿不满，不名满足。”一直到近代的梁启超，在他“世界有穷愿无尽”的诗句中还能感到这一精神的跃动。

余英时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直到宋代才完全明朗化了。先秦的“士”主要是以“仁”为“己任”，他们是价值世界的承担者，“天下”则不在他们肩上。东汉是历史上一个士人群体闪耀的时代，当时士大夫领袖李膺提出“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仍然局限在精神领域之内。而宋代范仲淹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以天下为己任”一语才开始传播，激发了一代士人的理想和豪情。如果用现代观念作类比，可以说“以天下为己任”蕴含着士人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有直接参与的资格，成为“士”的集体意识，并不只是少数理想极为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

那么，为什么一种“士风”——士人群体特殊的精神风貌会特别显著地出现在宋朝呢？或者说，宋朝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士的黄金时代”？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告诉我，并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宋代就是“士的黄金时代”，当时并不是没有针对士大夫的狱案或整肃，比如乌台诗案、元祐党籍、庆元党禁，但宋代政治文化环境相对宽松，确实是学界共识。这种较为开阔的政治空间为士大夫力量的形成、为其参政议政及学术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因此士人群体思想活跃，精英辈出，呈现一种水涨船高的整体氛围，用欧阳修的话说，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

邓小南认为，这一变迁的发端不是宋代，而是在唐朝中期就出现了。“唐宋变革”论是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上个世纪初最早提出的，他甚至说“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从唐代后期到宋代早期，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最终在社会动荡和时代变迁中消失了。旧的士族随之衰亡，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