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钟表馆内的展品铜镀金象拉战车乐钟

本文摄影/肖予为

皇家收藏的传统

冬季的故宫游客稀少，正是仔细去看那些专题展馆的好时候。西南角南大库区域在2018年底开设了“清代宫廷家具展览”。由于位置较偏僻，是个容易被忽略的宝藏。家具结合了不同场景来构成不同的空间，其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按照宫廷绘画《是一是二图》重现的乾隆书斋的情景。

这幅图是模仿宋人的《二我图》创作的。乾隆坐在罗汉榻上，背后屏风悬挂着一幅与前面乾隆形成对称的肖像画，从而有了画中画的效果。“是一是二”因此得名。乾隆的身边被古物环绕。画中的那件“朱漆描金花卉纹葵式桌”就摆在展厅里，它的玄机在于下面支撑的桌腿分为上下两截，中间由圆形榫卯结构相连。以榫为轴，桌面便可以转动，方便主人从各个角度观赏上面心爱的古物。

这张葵式圆桌，连同旁边桌几上摆放的古物有好几件都真实存在于故宫的馆藏中，尽管未在展厅里出现。比如一件叫作“新莽嘉量”的青铜器，是汉代王莽建国元年颁布的国家标准量器，集五个等级的量器于一身；还有一件明代宣德青花梵文出戟罐，是藏传佛教做道场时的法器，传世品仅此一件；以及一件战国时代的青玉古谷璧，两面都有凸雕细密的谷纹。

对比宋人《二我图》中文人书房里仅有一些书籍和生活物品的陈设，这幅《是一是二图》表现了皇家收藏所能达到的丰富程度，图画中描摹的青铜器、玉器、陶瓷和书画俨然已经是皇家收藏中的大类。那么，它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是如何进入宫廷收藏序列的呢？

青铜器曾是重要的礼器，彰显着身份、等级与权力。世界上许多地区都经历过青铜时代，唯有中国的青铜器带有铭文，又是成组合的礼器，是与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地方。相传夏朝的统治者大禹用九州部落上贡的铜来铸造九鼎，经过夏、商、周三代王室递藏，后来秦昭王在转移过程中将其掉落在黄河里。九鼎是否真的存在并不可考，不过《左传》中记载有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他通过询问九鼎的大小和轻重来表达觊觎政权的野心。

青铜礼器供奉在庙堂祭祀，也作为“生器”供君王贵族们平时使用，还是他们去世后随葬的“明器”。战国之后进入铁器时代，大型青铜器的生产由于所需资源的枯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出土和传世青铜器却因为和“周礼”倡导的秩序以及象征政权的内涵相关，继续被皇家看重。故宫器物部副主任、青铜器专家丁孟告诉本刊，从汉代起就有青铜器出土的记录，皇室认为这是祥瑞的表现。“汉武帝在山西汾阳发现了一个三个脚的宝鼎，立刻改年号为‘元鼎’，那一年称为‘元鼎元年’；唐代玄宗时改山西汾阴县为宝鼎县，也是因为在当地获得了宝鼎。”

《是一是二图》展现了乾隆皇帝丰富的收藏

和青铜器一样，出身稀有而美丽的矿石——玉器，也是礼器的一种。无论是商纣王“蒙衣其珠玉”在鹿台自焚的传说，还是商高宗王后妇好墓出土的那755件玉器，都说明了皇室对玉器的大规模占有。然而玉器还有更多的深意。玉石不独产于中国，却唯有中国形成了玉文化。孔子用玉器来比拟君子的德行，说玉有十一德。为什么选择玉来打这样的比方？

故宫器物部研究员、玉文化研究所所长徐琳对本刊说，这实在是因为玉石有特殊的物理特性。“玉石中含有结构水，越是随身佩戴，越是能赋予它一种油脂感，所以孔子说，‘温润而泽，仁也’；玉石的密度处在黄金分割点，不是很硬也不是很软，因此会有‘廉而不刿，义也’；玉石又是表里如一的，和翡翠能够赌石不一样，它的外表和里面不会有太大差异，孔子接着说，‘孚尹旁达，信也’。”后世尊奉儒家思想进行统治的帝王，自然也会通过玉器收藏来表示践行“君子比德于玉”。汉代之后，厚葬之风慢慢减弱，大量精美的玉器逐渐以传世的方式流传下来。

与青铜器、玉器都不相同，陶器首先是被当成一种实用器物来登场的。陶器由泥料烧制而成，工艺上并不难。中国先民在东汉晚期率先实现了由陶器向瓷器的飞跃，一种解释正是受到了尚玉观念的驱使，孜孜以求陶器类似玉器的效果。瓷器具有细腻光洁的外表，很快人们就不单将瓷器当作生活器皿，还看成艺术品来收藏和欣赏。西晋皇族司马金龙的墓葬里出土了异常精致的青瓷唾盂，属于南方产的精品，而他当时已经投奔北魏，说明这是他从南方专门索取而来的。

宋代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瓷器的手工生产进入了黄金年代，后世被列为“五大名窑”的瓷器在当时就已经非常珍贵。汝窑是供奉御用的官窑，能位列“五大名窑”之首，不单缘于它“雨过天青”的釉色最能达到如玉般的质感，还由于它产量的稀少——宋金战争中大部分汝窑瓷器都已遗失。当宋高宗赵构逃到南方定都临安之后，权臣张浚一次性地向高宗进献了20多件汝窑瓷器，这让高宗高兴极了。南宋文献里于是用“近尤难得”形容汝窑。

故宫家具馆内按照《是一是二图》来复原的家具摆放场景

书法来源于日常写字，是文字普及后，对美感的必然追求。在东汉时期，书写已经超越了信息表达和传递，成为具有艺术价值的门类。汉灵帝时期便设置“鸿都门学”，召集擅长写字、辞赋和尺牍书信的文人一起学习交流。晋人王羲之在书法界的地位至高无上，也是得益于帝王的推崇。南朝梁武帝是第一位对王羲之书法大加赞赏的皇帝，之后的唐太宗李世民更是把王羲之推到了举世无双的地位，《兰亭序》原作的失传就被推测是唐太宗用来陪葬进了昭陵。

有意思的是，绘画早先是比书法略逊一等的。一个佐证来自于北齐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其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出身并不显贵，拥有绘画的才能反而会被差使着去画画，和工匠们杂处在一起，是一种羞辱。这种情况到了能写擅画的宋徽宗时才得到了显著改善。他为了提高画家的待遇，允许画院的人员像其他朝廷文员一样佩戴显示等级的“鱼袋”，还将他们收到的工钱从“食钱”的称谓改成了“俸直”，以表示他们受到和士大夫官员同等的尊重。

在明清之前，宋代徽宗皇帝的收藏是一座高峰，他对青铜器和书画的喜爱尤其突出。北宋是经历五代长期动乱后建立的统一国家，因此从建国之初就重视礼制的建设。为了稽考先秦礼制，宋徽宗设置议礼局“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也就是既在全国征集青铜器，还仿造青铜器。大臣王黼奉命编写了《宣和博古图》，收录宋徽宗所藏的20类839件青铜器。

“宋徽宗推动了金石学的发展。北宋出现了一批金石学家，王黼就是其中一位。《宣和博古图》对所录青铜器进行了严格的考订，至今许多青铜器的名字都来自于这本图录的命名。”丁孟这样说。他另外主持编纂的《宣和书谱》则录有197名书法家小传和1344件作品，《宣和画谱》记录了231名画家小传和6396件作品。宋徽宗自己同样是创作高手，书法上他独创了挺拔秀丽的“瘦金体”，绘画上他一系列逼真的花鸟图，展示了他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细腻高明的运笔技巧。

宋徽宗在艺术创作和收藏鉴赏方面极具天赋，却在治国理政方面一塌糊涂。他在位期间，重用了一批奸佞之臣，又穷奢极欲，建造宫殿园囿。各地民变，国库空虚，金军趁虚而入。靖康元年，金军攻破汴京，徽、钦二宗沦为俘虏。第二年，他被押往北方的金国，从此无缘与自己的收藏再相见，最终死于软禁之中。玩物必然会丧志吗？在伟大的帝王和杰出收藏家之间形成的对立关系，成为接下来几百年笼罩在帝王收藏上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