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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济于事：重读穆旦」

文｜苗炜

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生于1918年。2018年，穆旦诞辰一百周年，冯昕同学第一次去万安公墓。穆旦的生日恰好是4月5日，清明扫墓或者生日纪念都在这一天。此后几年，只要冯昕在北京，清明时分总会去万安公墓看望诗人，她在墓前看到有人留下自己的诗作，或者一张纸，抄着穆旦的诗。

2025年清明，她发现墓前竖起了一块牌子，牌子上的大字是“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人”，下面是穆旦的生平介绍——祖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在南开中学开始写诗，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1940年从西南联大毕业，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1949年赴芝加哥大学学习，回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这段200余字的简介，结尾处引用了穆旦的诗作《冥想》：“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1942年初至1943年10月期间，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前后

熟悉穆旦诗歌的人会发觉，最后两句没有标点，文字也有误，这是穆旦最广为人知的诗句，“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留下大约156首诗，存在异文的超过130首，异文总数超过1600条。穆旦总会反复修改他的诗，但他不会用“全部的努力”去对仗“普通的生活”，那块纪念牌上的诗句错了，破坏了原作的语感。

冯昕同学原来在中央民族大学读中文系，有一段时间，她泡在国家图书馆，查阅1947年在沈阳出版的《新报》，穆旦曾是那份报纸的主编，报纸上发表过许多评论文章，冯昕要查证哪些文章是穆旦写的。2025年，冯昕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三年级博士生，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并不是穆旦，但最喜欢的诗人还是穆旦。清明节，她去扫墓的时候，遇到了穆旦的外甥女刘慧。刘慧带着书，浙江作家邹汉明新近出版的穆旦传记《穆旦传：新生的野力》，刘慧带到墓前，是要给舅舅看看。刘慧跟冯昕同学回忆了穆旦去世后的情况：1977年2月，穆旦去世，家里人瞒着穆旦的爸爸，但老人还是知道了儿子死去的消息，半年后老人离世。

1994年，易彬是大学一年级新生，他看到一套新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这套书搞了一个文学家排座次，小说卷没有收入茅盾，把金庸排在老舍前面，诗歌卷中将穆旦排在第一。这个排名引起了广泛讨论。易彬好奇，这个陌生的诗人到底写了什么诗。那时候还买不到穆旦的诗集。后来，易彬读博士，研究的正是穆旦。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他写了《穆旦年谱》和《穆旦评传》。2025年2月，中南大学教授易彬出版了穆旦传记《幻想底尽头：穆旦传》。

1938年12月，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社员合影，右三为穆旦

《穆旦年谱》里有这样一条记录。1974年1月3日，穆旦在北京乘“东酒路”公交车，这条线路的起点是东直门，终点是酒仙桥，穆旦在大山子下车，穿过京密路，“至106号洋灰灯柱拐进约百多步至大望京村”，他来见两位张姓村民。母亲病重，穆旦到大望京村，给母亲找一块墓地。穆旦的妈妈死后，可能埋在大望京村张姓村民的自留地里。那一天日记中，穆旦写道，“晚11点多返津”。当时，穆旦的父母住在北京东直门南小街的小菊胡同，穆旦住在天津南开大学宿舍东村70号。翻看北京旧地图，大山子村旁边有一个地方叫“高家坟”，大概就是现在的“高家园”，望京这一边有大望京和小望京，有公主坟、八王坟、赵家坟，向马泉营一带呈扇形分布，有叶家坟、白家坟、骚达子坟、马家坟、庄王坟等等。《穆旦诗文集》编辑李方说，当年京郊村民进城，跟城里居民做点儿卖鸡蛋卖蔬菜的小买卖，小菊胡同的查家得以结识大望京的村民。

多年之后，我住在望京，有一年就住在大望京公园的边上，抬头看窗外，是浦项制铁的总部大楼和正在建设的阿里总部。我读到了穆旦的诗，我知道他死于1977年，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唐山大地震，他在天津，住在抗震棚里，我在上小学，也住在抗震棚里，地震之后，好像有连绵不断的雨。在经历了漫长的磨难之后，他本来应该有一个相对安静的晚年，重新做一个诗人，穿上西装，参加个代表团去国外访问，但“本来应该”是蛮不讲理的四个字，哪里有什么“本来应该”的？生活中不仅有损失、浪费和失败的可能性，生活中的损失、浪费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穆旦本来是要做一个腿部手术，结果却死于心脏病。

2025年4月18日晚上，易彬教授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办了一次讲座，题目叫“1976年1月19日夜，穆旦骑车摔伤”。在座的30余名师生跟着易彬回到1976年1月19日那个晚上，穆旦在天津八里台某个宿舍区内，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他听到周围人议论，这位大爷岁数可不小了，这一下摔得不轻。穆旦心想，我哪里有那么老，我自己能起来。这段心理活动，来自穆旦后来写给同学的一封信，他想自己站起来，但是起不来。晚上10点多，穆旦被送回家，一辆三轮车拉着诗人和他的自行车。易彬教授说，当时穆旦的大儿子在内蒙古插队，穆旦到处打听招工的消息，想让儿子能回到天津工作，那天晚上就是出门去打听招工的消息。

穆旦摔伤后，没有及时就医，疼痛难忍之时，就让妻子周与良烧一块砖来热敷。易彬说，肉体的疼痛一直到穆旦去世也没有消失，在腿伤之前，穆旦在新买的书《热风》扉页上抄写鲁迅语录——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腿伤之后，自1976年1月25日至1977年2月4日，穆旦给友人的信中反复出现死之将至、人生虚无、生命幻灭的感叹，弥漫着忧伤的情绪。

1949年8月，穆旦乘坐从曼谷开往旧金山的轮船

1977年2月12日，穆旦给巫宁坤写信，“我的同病相怜的腿，苦呆了一年多，也决定在春节之后，择吉开刀，一咬牙卧床两月吧。反正大丈夫视死如归，六十岁更无所谓了。只要不死（大概不会），能走路（这说不定），我暑期可去你处玩玩”。2月25日，穆旦在家洗澡，准备入院做手术，午饭后感觉胸疼，下午4点半在家做心电图，查明是心肌梗死，下午6点，由南开大学校车送往医院，晚上11点，据说有好转。但2月26日凌晨3点50，情况恶化，抢救无效，去世。3月1日，火化。

穆旦一生颇为坎坷。考入清华大学，而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跟随西南联大的队伍，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据说路途中拿着一本英语词典，背完一页就撕掉一页。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少校翻译官，赴缅甸作战。战事失利，第五军由缅甸撤退，据杜聿明的回忆，第五军战斗死伤7300人，撤退中死伤14700人，“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穆旦经缅甸野人山撤至印度，后来写了一首诗，叫《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1949年，穆旦去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他的妻子周与良读植物学博士。1953年1月，夫妻两人回到祖国，而后在南开大学教书，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不再写诗，他翻译拜伦和普希金的作品。穆旦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时，墓穴中放着一本他翻译的《唐璜》。前半生遭遇战乱，后半生是各种政治运动，如果他能多活十年，过一阵舒心的日子，也算是动荡岁月之后的一场恩典。

穆旦与周与良在芝加哥大学

1952年，刚回国没多久的巫宁坤赶上了“三反”“五反”运动，在燕京大学的师生大会上，他检讨自己“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接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话音刚落，一位二年级学生举起一本书，说巫宁坤从美帝带来这样的下流坏书，要腐蚀新中国的青年，那本书封面上画着一只手，涂着红指甲，举着一杯香槟，那是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

1980年，经历劳改和下放的巫宁坤回到北京，收到一个稿约，《世界文学》杂志请他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几年之后，我读到了巫宁坤翻译的迪伦·托马斯，一下子被那些狠叨叨的诗句吸引——“赤条条的死人一定会/和风中的人西天的月合为一体/等他们的骨头被剔净而干净的骨头又消失/他们的臂肘和脚下一定会有星星”，我读得不是很明白，但知道这就是现代派。那时候我们把袁可嘉编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当宝贝，找到一册就囫囵吞枣地看，也不知道这个作品集一共有几册。等到很久之后，才知道巫宁坤和袁可嘉是西南联大的，他们的同学还有穆旦和王佐良，这些老头儿也曾年轻过，他们年轻时读艾略特的诗论，读《阿克瑟尔的城堡》，后来的文学青年依旧读艾略特的诗论，读《阿克瑟尔的城堡》。

穆旦有一首诗，题目叫《一个战士需要温柔的时候》，最早发表于1947年6月的《益世报》上。这首诗开头说，“你的多梦幻的青春，姑娘/别让战争的泥脚把它踏碎”，诗的后两段如下——

因为青草和花朵还在你心里，

开放着人间仅有的春天，

别让我们充满意义的糊涂，姑娘

也把你的丰富变为荒原

唯一的憩息只有由你安排，

当我们摧毁这里的房屋。

你的年代在前或在后，姑娘，

你的每个错觉都令我向往，

只不要堕入现在，它嫉妒

我们已得或未来的幸福

等一个较好的世界能够出生

姑娘，它会保留你纯洁的欢欣。

这是一首轻松的小诗。但是，怎么在一个较好的世界出生？哪个时代能保护你纯洁的欢欣？穆旦翻译的《唐璜》中有这样一句，“我们是看不到那一天的，但你们/生活在自由而欢欣的太平盛世/将难以相信像我们所见的一切”。是啊，我想象不出缅甸的野人山是什么样，也想象不出历次政治运动是什么样，情境变了。

穆旦在1968年10月的一份交代材料中说，“我从中学到大学，学的都是外国文学，喜爱的就是外国资产阶级文学作品，深中其毒”。他为自己的诗检讨，“其中是一些令人难懂的诗，宣扬个人主义、神秘主义和颓废思想”，“这些诗为极少数人所欣赏，为广大革命群众所反对”。20年后，我们上大学，可以看晦涩的现代派，很多时候，能感到自由而欢欣，读了什么或者写了什么都不是什么罪过。马修·阿诺德在牛津大学当教授时曾经有过一篇演讲，他说，大凡一个社会，如果可以维持一种冷静的、自信的、自由的心智活动以及对越轨观念的容忍，如果能为生活的方便和趣味的发展提供物质福利，如果其成员在思想上走向成熟，则这是一个“现代的”社会。

起初我读穆旦的诗，喜欢那些轻巧的诗句——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后来我读穆旦，才发觉其“时代的意义”。2022年，我读到了他的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去年我们活在寒冷的一串零上，

今年在零零零零零的下面我们汗喘，

像是撑着一只破了底的船，我们

从溯水的去年驶向今年的深渊。

穆旦1947年的这首诗写的是通货膨胀，“把贫乏加十个零，印出来我们新的生存”，节奏铿锵，情绪激昂，到结尾一节尤为激愤，“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诗里的“大词”真不少。到了晚年，穆旦跟年轻人通信，谈到他的诗歌理念，“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以往我读艾略特的诗论，他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艾略特说的是什么意思。以往我读穆旦，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现代主义诗人，惊叹于他跟传统中文迥然不同的遣词造句的方式，但没认出他所揭示的社会现实，我能读懂个体在现代历史中所可能遭遇的生存际遇，却没体会到他的洞察即为诗歌的智性。

插图 范薇

1991年，李方在北京大学写的硕士论文题目为《论穆旦诗歌世界的现代性特征》，指导教师孙玉石对他说，我们的现代主义并没有割裂现实，现代派不等于形而上，穆旦经常要回到中国的土地上，写农民，写饥饿。研究生毕业后，李方打算编辑穆旦作品集，孙玉石给他写了封推荐信，让他去北京外国语学院找王佐良，由王佐良到杜运燮，李方找到了穆旦的老同学，再由同学找到穆旦家人。1996年，《穆旦诗全集》出版。2006年，《穆旦诗文集》出版。

2017年底，李方从美国收到一组穆旦手稿，有诗，有信件，那是穆旦在70多年前写给曾淑昭的，穆旦的儿子查英传在美国见到了95岁的曾淑昭，拿到曾淑昭保存的手稿，给李方写电子邮件做出说明——查良铮1944年2月开始在中国航空公司昆明办事处任职员，曾淑昭1943年11月开始在中国航空公司重庆办事处任职员，与另外四位女士住在山顶上的粉红色小洋房，自己开伙，条件比男职员宿舍好。由粉红色房子可以看到珊瑚坝机场。查良铮常被邀请到山顶宿舍吃饭，然后与曾淑昭一起走下300级台阶，在嘉陵江边散步，谈论最多的是共同有兴趣的英美文学。

这批手稿中有一首佚诗，题为To Margaret，Margaret是曾淑昭的英文名字，手稿中还有穆旦写给曾淑昭的信，诗和信，都写在中国航空公司抬头的信纸上。1945年4月10日，穆旦给曾淑昭写信，结尾处有这样几句，“我幻想一种生活，我们快乐的过在一起。我想这不会很难，或者很慢。只要时机好一点，什么都可以实现”。手稿之外，还有一张照片，是穆旦随远征军撤到印度后，在加尔各答的留影，那是穆旦留下的唯一一张身穿戎装的照片。在《三联生活周刊》办公室，李方老师向我讲述编辑及修订《穆旦诗文集》的过程，其中发出一句感叹：“不能把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给隔开，在中国能没有现实吗？对不对？怎么可能呢？”

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当时已是西南联大外语系助教的穆旦应征入伍，加入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

李方老师的这句感叹，用一个文学史上的术语来说，就是“感时忧国”，夏志清写文学史的时候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作品所表现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其中包括对历史进步的假设、对民族现代化的期待，也包括对社会变革的诉求。“感时忧国”，夏志清在英文原作中用的是obsession with China，直译为“对中国的执迷”，或者“国族执迷”。

2025年春天，易彬《幻想底尽头：穆旦传》出版，邹汉明《穆旦传：新生的野力》出版，借助这两本传记，我重新阅读穆旦，试着理解这位文字略显晦涩的诗人和80年前的现实有着怎样的关系。也试着理解他后来的沉默以及在生命最后几年写下的那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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