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陆晶靖）

海涅最有名的诗《罗蕾莱》是这样开头的：“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是这样的悲伤；一个古老的传说，萦回脑际不能相忘。”下面就开始讲述罗蕾莱的故事，一个金发女妖用曼妙的歌声诱惑莱茵河上的船夫，使他只顾歌声，忘了前方的漩涡。这个传说很像希腊神话里塞壬的故事，却一喜一悲。塞壬的魅力最终只为衬托奥德修斯的冷静与机智，而《罗蕾莱》却使“我”无能为力，为这个传说感到悲伤。最终只是：“唉，波浪不久就要吞没他的人和桨；这都是罗蕾莱，又用歌声在干她的勾当。”主人公一次次旁观灾难发生却无力改变，这是一种哈姆雷特式的困境。

持悲观主义论调的人容易产生一种优越感。他们会觉得只有自己才看清了世界的本质——人们很容易想起类似鲁迅的那种烦恼：人们沉睡关在没有窗户的铁屋子里，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悲惨。叔本华在《爱与生的苦恼》里说：“善德，即所有幸福和欢乐，不过是否定性的东西，不过是对痛苦的根除和欲望的取消，这就是说，我们总发现快乐实质上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多，而痛苦却总是比我们通常预想的多百倍。”他们在日常生活里不怎么招人喜欢，因为他们经常皱着眉头或者是一副说教脸孔，但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却广为传播，读者更愿意在比较远的距离外尊敬他们。保罗·瓦莱里说，知识分子不但不会陷入精神的虚无，还把绝望变成一首歌。

苏联作家左琴科以讽刺和幽默小说闻名，但他年轻的时候甚至吃药来治疗忧郁症，他自称两年内吞下了半吨重的药粉和药丸。“我知道有不少人对生活抱着乐观的，甚至是欣喜若狂的态度，然而我瞧不起那些在生活的鄙俗、刺耳的音乐下兴致勃勃跳舞的人。这种人在我看来还处于野人和动物的水平。”他在《幸福的生活》里用了大段笔墨回忆自己忧郁的青年时代，在他看来，一个作家根本就不应该乐观。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以壮声势：忧郁的气质有助于深刻思考，并伴随着才华。1926年，他的写作生涯正处于顶峰，光选集就出版了17本，次年总销量达到495万本。可是就在这时候，他说：“在我的书中有笑，在我的心中却没有。”他说：“一定发生过什么事，才使我这么忧郁的。”他开始思考摆脱忧郁的办法——尽一切可能回忆自己的童年，用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的理论分析自己，虽然他的引用不是很恰当，理论环节也有不少破绽，可据他自己说，他治好了自己的忧郁。悲剧性的是，当他自认为成了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年后，遭到了苏联文艺界的批判。他持着乐观态度，要求斯大林看看他的书，觉得一切都会改变，可他不知道，在幕后要求批判他的人恰恰就是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