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邢海洋）

3月负面经济新闻尤其多。才见“浙江GDP连续10年下滑，政府呼吁浙资回援”；又见“深圳经济数据出现负增长，特区成立以来罕见”的报道；紧接着则是“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等地财政出现负增长”。虽则后两个新闻只针对今年前两个月，是海外需求疲弱和“4万亿”花完的后遗症，但大趋势上，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接近了高增长的天花板，即使是“腾笼换鸟”，也难回到高速的轨道。

“入世”10年，浙江GDP增长了3倍，但一个不那么光鲜的数字却是增长率趋势，一年比一年低。2000年浙江GDP增长率排在全国第一，到2003年增长速度在全国排第五，2004年排第七，2006年增长速度排全国第九，2011年为9%，仅比北京和上海的8.0%略高，处于全国垫底的位置。探讨浙江遭遇的增长天花板现象，最容易找到症结的方法是和邻省江苏的对比。江苏和浙江，相似的面积和类似的自然条件，可谓一对天然的竞争伙伴。改革开放，江苏创造出苏南模式，浙江则有温州模式应对。金融危机开始的2009年，江苏人均GDP首次超过浙江，随之两省差距拉大，2011年江苏的增长率达11%。

最近的江苏超过浙江，既有浙江人口规模增加比江苏快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赶不上江苏的园区经济。对于在长三角范围内被江苏超越，浙江人起初是不以为意的，因为江苏一直在大力招商引资，给出优惠的政策，这和苏南模式一脉相承。苏南模式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先工业化再市场化，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强人能人模式，同时也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对于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社会，江苏的发展模式逆潮流而动，面临的风险远超温州模式。当然，这是从一个理想化的转轨角度思考的结果，现实却未必如此。尤其是在“国进民退”、政府主导经济的时期。长三角取代珠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火车头后，苏州更是在吸引外资方面突飞猛进，2011年GDP突破万亿，和天津深圳一道成为国内仅有的六大万亿城市之一。苏州的数字可谓光鲜，但也伴有不断的质疑，GDP虽高，却难惠及当地居民。顶着全国最高人均GDP的名号，苏州人的可支配收入却难和北京、上海居民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