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有次召欧阳炯进宫，让他演奏一曲。御史中丞刘温叟听说后，便匆匆入殿求见。他告诉赵匡胤："臣担任禁署之职，负责告谕天下，陛下不能做伶人这样的事。"赵匡胤回道："孟昶君臣沉溺这种乐声，欧阳炯官至宰相阳炯。

欧阳炯是蜀地官员，五代花间派的重要词人，而花间词则以"艳"著称。赵匡胤的态度，反映了宋初统治者对待五代词的态度。既然如此，那么，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要走上兴盛，在宋初会面临怎样的开场呢？

根据诸葛忆兵的分析，"北宋初期80余年的时间里，歌词创作萧条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翻检《全宋词》，这一时段有作品留存的词人一共11位，保留至今的词作共34首，分别为：和岘（3首）、王禹偁（1首）、苏易简（1首）、寇准（4首）、钱惟演（2首）、潘阆（11首）、丁谓（2首）、林逋（3首）、杨亿（1首）、陈亚（1首）、李朂（2首）。作家的总数远远少于‘花间词人’群体，作品数量也不到温庭筠留存词作的一半。"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宋初的词坛是萧条的。

当然，这和宋代统治者及文人对五代的认知有关。到了宋朝，人们认为，五代不只是武人动乱，更关键的问题还有士风沉沦。欧阳修治五代史时，这样评论五代士人的品格：："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时，欲全其节而不二者，固鲜矣！于此之时，责士以死与必去，则天下为无士矣。"五代时，士人遭逢乱世，保全气节少，忠贞不二者少。照欧阳修看来，如果以死守节，或者不仕新朝的士人，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士人，那么在五代恐怕就找不出士人了。

五代有个典型的士人个案，就是冯道。他是文人出身，善于奉承主子，迎合上意。他时常改换门庭，曾先后"事四姓十三君"，并始终担任三公将相之位。他早年效力于燕王刘守光，后来仕进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效力于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十位皇帝，正是乱世里的"不倒翁"。按照儒家的统治理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有了这四维，国家才能大治，反之则会混乱。士人寡廉鲜耻，是五代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留给宋初统治者的一个深刻教训。

伴随着忠义观的沉沦，一股浮薄之风也在五代蔓延开来。在讲求礼节的社会里，妇有妇节，士有士范。唐朝灭亡，五代继起，地方割据， 武人据权，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遭难，士人缺少风节，行为乖离，超出常情之外。比如，五代时夺了大唐的朱温，就荒淫无耻，尤其贪恋女色。甚至，他有时候派儿子行军打仗，让儿媳们入宫侍寝。他的儿子们不但不以此为耻，还争相趁着这样的机会，在朱温跟前争宠，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继承朱温的王位。混乱至极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风气引领下，五代的文坛上便出现了艳情词。艳情词的盛地在蜀，以前蜀王衍和后蜀孟昶为典型。前蜀王衍继位后，常常私自出宫，穿梭于酒肆之间，在烟花之地歇脚。他能写词曲，曾自作《醉妆词》，描绘宫人之景象。

醉妆词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在王衍的后宫，宫人戴着金莲制成的花冠，穿着女道士的服饰。王衍和这些宫人并坐畅饮，酒酣耳热之际，便让她们摘下冠帽，解下长髻。他还让其在面部涂上脂粉，称之为"醉妆"。虽说后蜀孟昶即位后，认为王衍品行浮薄，爱作轻艳之词，深以为戒。但是，他贪图享乐，追逐绮艳之状，丝毫不输王衍。在成都城内，他曾命人在各处种上芙蓉，以不辜负锦城之名。如此的统治风气，才使得以艳情词著称的花间派才得以在蜀地崛起。

北宋建国后，赵匡胤在酒宴上夺了将领的兵权，并发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言，开创了文治天下的局面。于是，北宋初的统治者除了要完成统一之战，还要重整士风，恢复士人的忠孝节义观。开科举，整理藏书，重修三馆，都成了宋初统治者不遗余力的文化导向。反映到文坛上，则是一股向古风潮的兴起。文人们追随起了韩愈的"文以贯道"和柳宗元的"文以明道"，在创作上则摒弃了淫乐享受。

于是，词被归为"艳科"、"小道"，受到宋初文人的冷落。而入宋后的词再次焕发光彩，已经是宋仁宗在位时候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