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猫狗狗的城市生活
作者：肖楚舟
10-29·阅读时长18分钟
与“它”在一起
今年5月，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在动车组“铁路畅行码”上的“问卷建议”栏里推出《铁路旅客高铁宠物运输调查问卷》，包括旅客是否有通过高铁运输宠物的需求、运输宠物的类型、时间次数、定价标准、防护措施等内容。这份问卷在12306系统内原本只能从高铁座位上的二维码登入，结果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乘客群体。长久为宠物长途出行所困扰的宠物主们奔走相告，为了“拉票”，甚至有热心人贴出了详细填写步骤。
一种关于让宠物共同参与人类生活的期待正在酝酿。“十一”黄金周，景点攻略里出现了一个新指标，“是否宠物友好”。景区是否允许宠物进入，哪里有宠物友好餐厅、宠物友好酒店，成为许多人旅行决策里的关键考量。“宠物友好”指向一种更深度的人宠共生渴求——要和动物朋友们在一起，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去做什么。
在城市人的生活里，动物成了不可回避的存在。据《2023～2024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全国“宠物经济”产业规模去年达到592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44%，其中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为2793亿元。“宠物经济”“人宠关系升级”这样的概念已经不新鲜，今年以来，人与动物的生活互融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新趋势。
这些趋势不只关于家养宠物，也包括和人类社区高度互动的流浪动物。就在高铁问卷发布的5月，中国畜牧业协会对《流浪犬猫救助收容技术规范》《宠物后事处理技术规范》两项团体标准进行了立项审查。6月底，上海的《商业场所室内宠物展示及互动体验防护要求》获准制定立项，这是国内首个适用于商业室内场所宠物服务的地方标准。随着人对身边动物的情感需求升级，动物的生活也需要种种“细则”，嵌入城市生活的规则肌理。
商业动作、政策动作，背后是人对动物的情感需求在升级，意味着人对生活在身边社区里的动物开始投去一种尊重与关切的目光，也意味着更为明确的人宠共享空间的规则。
自2023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学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博士后王倩楠开启了一项关于“人宠关系转型”的调查。她们的兴趣始于一次偶然发现。在去曹县调研汉服产业的途中，当地政府邀请她们去参观一个新建的宠物产业园。王倩楠没有养过宠物，曹县的宠物食品厂让她大开眼界，“猫猫狗狗吃的东西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涵盖宠物的全生命周期，什么年龄、什么身体状况、什么生活习惯，都有对应的食物”。她之前研究的是中国的家庭关系转型，这一趟出差，给她打开了一扇窗，“最初我关注的是为何宠物市场如此火爆，后来打动我的是人的情感世界的变化”。
现代人的家庭和工作环境，越来越微妙和不稳定，宠物反而成了一个锚点，每个家庭成员都和它发生情感互动，让宠物深深嵌入到人的关系中。王倩楠碰到一个访谈对象，女生和伴侣面临分手危机，他们都觉得必须找一个共同的事件，这样关系才能延续，于是他们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养了宠物。“养了宠物，双方的父母就介入其中，有的支持，有的干涉。访谈的时候，宠物在伴侣父母家过暑假，一个月都没回来，超过了当时约定好的时间。这又造成她新的矛盾，也带来新的反思。她会从养宠的关系处境中联想到如果将来养孩子，自己的处境和应对，也通过养宠这件事开始反思自己与伴侣、与对方家长的关系。她还跟伴侣很认真地讨论过宠物的冠名权和抚养权的问题。总之可以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渴望一种既需保留自己的空间又有安全感的关系。”
年轻人在宠物身上寻找存在意义，寻找情感锚点，寻找家庭的感觉。在情感的深度绑定后，下一步就是生活方式和社交上的亲子一体。刘学自己是猫奴，她跟猫也有一段深度情感依赖的关系。猫是不用出门的，在陌生环境反而容易应激，但这并不意味着猫不参与人在家庭以外的社会活动。在私人化的相处时间之外，刘学也有一个“猫友群”，她觉得养了猫狗不出去，自己打造一个封闭的小世界，这样的人很少。养了宠物的人，会想把它拉入自己的社会生活，激活人的能量。
“两条尾巴”就是一个探索人与城市动物和谐共处生活方式的线上社区平台，他们的一个主要产品是制作上海的宠物友好地图，发布在小程序上，不断更新。截至目前，他们已经收录了上海2150个宠物友好地点，和去年年底相比增加了1002个，近一个月就新增了127个。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年轻人工作生活密集的区域，增长速度领先，徐汇区、静安区、浦东新区上半年涨幅超过200家，哪怕稍为偏远的城区，也至少有十几家的增长。
在“两条尾巴”联合主理人正夏的观察中，上海新增的宠物友好商户70%是餐饮类。“这更多还是和主人的社交需求有关，人出门聚会，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约个地方吃饭聊天，喝点东西，顺便可以带着狗狗社交。这样的商户实行宠物友好策略，复杂度也最低。其次是希望与特定社群建立联结的商业综合体，或多或少，至少都在往这个方向靠拢。”
生活在深圳的Michelle2019年成立了自己的品牌“挥爪实验室”，打造宠物友好空间，联动品牌共创宠物友好文化。她转向宠物友好文化打造这条路，是源于生活中感受到的“紧张感”。
Michelle在深圳出生长大，在她出生前家里就养了一条斑点狗，长大后，她成了猫奴，有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主要为品牌提供策划营销服务。前几年，她逐渐感觉到一种人宠之间的紧张关系，“生活中一些很小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养宠这件幸福事怎么变成了一件不方便且令人感到自卑的事情呢？就拿我们小区来说，遛狗的人可能十一二点后才敢下楼遛狗，或者避免在电梯里有人的时候同乘。包括在深圳的1260多个公园里，只有一个是专属宠物的主题公园。”
Michelle是“90后”，家里养狗的时间在2000年以前。那时候深圳养狗的人很少，大家更多的是感到好奇。“我们家和邻居之间也会因为狗产生冲突，但那时候我还小，以为只是我一家的情况。那时候小区也没有什么物业管理的说法，天台都可以养狗，害怕的人自然离你很远，不会直接过来指责你。而现在，养宠人群越来越庞大，他们的需求也在增加，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微妙，但却很少有人好好考虑这部分需求怎么办，以及矛盾该如何化解。”
Michelle考察了很多宠物友好相关的方向，最后选定在商圈开展宠物友好文化活动项目合作。她有自己的考虑：“我们也提出过一些设想，比如是否可以先对一些公园的宠物友好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但实际上第一步就从这些公共配套设施入手难度会更大，再加上如果脱离后期的运营保障提供，这些改造设施的维护情况一定是不理想的，公园其实是最难打造宠物友好的地方。商场需要人流量，也有基础的公共配套设施。如果效果好，他们就愿意持续做，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人们对宠物友好的需求增加，商场也锚定了这个方向，我们刚好抓住了这个趋势。”
Michelle觉得如果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宠物友好，必须从满足人的需求去挖掘。“过去我们说宠物是为了陪伴人类，现在人类更愿意主动陪伴宠物，不想让它们孤单。”矛盾的是，现代人的空闲时间过于珍贵，“我怎么利用这一点点休息时间，又能放松，又能陪伴我的宠物？如果有更多和宠物共处的场景，我可以打上宠物友好的出租车，去宠物友好的商场逛街，再去宠物友好餐厅吃饭，就不用再纠结了”。
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长久稳定的陪伴成为稀缺品，人们不再满足于只在情感上将动物作为家人，还希望让它们像真正的家人一样，与自己分享生活场景，形成一种仿真的、理想的“共融生活”。
Michelle为我描述了她设想的宠物友好生活，“无论是参观展览、音乐会，还是做运动，只要符合狗的天性和习惯，我们都希望能够实现，带着宠物和我们一起体验。宠物主看到狗快乐，可能比自己快乐得到的满足感还要强烈，这不是做加法的过程，而是做乘法。”
为什么人想要领着宠物，带它参与到人类的生活场景中？刘学给出的一种理解是“自我社会的出现”。“现在，信息传播基本是点对点的，这样，社交关系都围绕‘我’为核心建立，以‘我’的想象和喜欢来构建一个新的关系，智能手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我每天都会查看相关内容，手机会在我的训练下采用一系列算法推送。每个人有自己的一套App系统，组建一个以‘我’为中心的社会系统。这与前数字社会非常不同，非常有集体共鸣的娱乐作品和娱乐形式少了。这必然意味着我不愿意与他人协商。我的工作非常灵活，我想在工作日出去玩。猫猫狗狗都可以陪伴我，这样也降低了社会协调成本。宠物友好趋势的出现，可以说是自我社会的指征。”
“今天我们三个在一个微信群里，坐在一张桌上喝咖啡，相谈甚欢，文章出来以后可能就慢慢不交流了。人和人在生活节奏和情绪起伏上很难同频。社会时间碎片化得厉害，找一个24小时都跟你一直‘在一起’的人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特别需要一个稳定的陪伴，一个以你为中心，完全配合你，不试图‘教育’你的‘默默’。与它在一起就变成了最佳模式，这会催生新的生活、新的城市。”刘学说。
如何让“它”适应城市生活
从曹县回来后，王倩楠和刘学一起去考察了北京的一家宠物幼儿园。那更像一间托儿所而非学校，主旨是让动物快乐玩耍，但是真正的社会化训练，如何让宠物适应城市生活，这方面的教育是缺乏的。“不同于在乡村或者野外，在城市生活的动物要遵守与人类相似的规定，你需要让它在有限的边界内享受到城市的便利。”王倩楠说。
中国的宠物产业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以1992年为起点，一共已经有30多年历程。上一个养宠小高潮是2011年，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转型和消费升级。最近的小高潮就是2020年疫情之后，宠物数量激增。对人和动物来说，都是难以适应的局面。“有的人害怕生活环境中突然出现这么多狗，有的动物天性并不适应嘈杂的环境、密度过大的城市生活。是我们将这些动物带到了城市，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
王倩楠访谈了数十个养宠家庭，发现养宠变成了一个极其容易引发观念冲突的问题。“我之前认为养宠无非是如何好好对待宠物，是自己家的事情。现在发现，养狗还是养猫、养大狗还是小狗、领养还是购买，每个问题都会引发冲突。”
就在5月的高铁宠物运输调查问卷下面，也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声音。赞同的网友们奔走相告，“不敢想象会有多么快乐，我愿意和我家毛孩子一个车厢！”“养宠人越来越多了，类似的服务真的很需要。”但哪怕自己是宠物主，也有人填反对意见，有人担心别人家宠物不受控制，有人担心宠物之间互相传染疾病。非养宠群体的反对则来自于一种隐约的“人类优先权”被冒犯的感觉，人类有限的公共资源还要分给动物吗？怕宠物的人怎么办？当动物影响到人类，谁来负责？
冲突的来源，与不断转变、相互交杂的养宠观念有关。刘学曾在境外一个治安不好的地方生活过几个月，当时单位院子里养了三条黑背犬，他们的职责是看家护院，一旦发生抢劫或者枪击事件，狗最先知道。那些狗有功能性的意义，就不能太亲人，否则就会失去它的警惕性。“这就与当下我们的需求很不同，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动物通常和人一起住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我们把宠物作为家庭成员，呈现出家庭化的特征。宠物的角色和孩子类似，我们讨论要不要送宠物去上学、去训练，就跟讨论孩子要不要上培优班一样，这是一个家庭内部的决定。养宠是个体化的需求，但是你要带动物进入公共空间，就突破了家庭的边界，具有了社会性。城市动物的管理问题，目前还处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灰色地带。”
除了观念上的分歧，公共治理的缺位，城市生活客观上对动物的“不友好程度”，也造成了人与动物共处的困境。正夏和朋友们发起“两条尾巴”的初衷是解决城市生活里动物的生活困难。2022年疫情防控期间，狗不能出门，流浪猫也无法投喂。在人的基本生活物资尚且紧张的情况下，在人类家中生活的小动物也失去了物资保障。这群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决定制作一份救助地图。如果有宠物相关的需求，可以通过地图发布在线上，靠网络力量，在附近找到解决方案。
等到项目正式上线，疫情防控也差不多结束了。但是关于城市动物的种种问题并没有消失。“我们可以带着宠物去哪里？怎样应对一些宠物的特殊情况？尽管在各个社交软件可以搜罗到信息，但终究很零散。所以我们就把救助地图变成了宠物友好地图，搜罗整个上海范围内的宠物空间信息，同时保留了社区流浪猫救助领养等功能。”正夏说。
城市里的公共空间以人的需求为主导，宠物友好政策的执行常常因此遇到困难，城市界面也在友好和不友好之间不停切换。打开“两条尾巴”的小程序，四种不同颜色的标签分别提示每个场所的友好程度。“商户对宠物友好的定义通常没有很详细的说明，包括能否让宠物进入室内，或者能让宠物活动的范围，或者是否有相应的设施，比如饮水盆、清洁用品和尿垫。即使我自己带狗出去之前，也要打电话确认这些信息。”
“上海已经是全国范围内宠物友好程度非常高的城市，但市区范围内能够允许宠物活动的公共空间还是很少。”正夏觉得很遗憾的是，恰恰是动物最喜欢的户外公共空间增长最少，上海市区大多数绿地和公园都不允许宠物进入，实际上那些空间可能是最适合带领宠物去玩的地方。现在，虽然远城区一些郊野公园允许宠物活动，但那不在都市人的每日生活半径内。“上海的狗基本都在马路上遛弯。相比国外有一些专门的狗狗公园，这一点目前还很缺乏。”
一个特别的例子是永嘉路口袋公园。正夏告诉我，它是一块小小的空地，夹在两座建筑之间，天然地形成一个半封闭的环境。宠物主人不会太担心狗的安全，路人也相对不受干扰。
有趣的是，口袋公园也是一个“需求倒逼”形成的项目。“最初我们注意到有很多狗在那里玩耍，氛围非常好，所以特地去找了口袋公园的设计方了解当时为何做这样的设计，结果发现他们在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宠物友好的问题。是在公园完工后，周围居民特别需要这样一个空间，它又刚好相对半封闭，聚集了很多带狗的人在这里玩耍，设计方发现了变化之后增加了一些设施。”
人对于动物的善意往往来自由此及彼的同理心。口袋公园有个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老板也喜欢狗，所以店面也向宠物开放。“这样就吸引了更多来这里遛狗的人，他们有个地方休息，另一方面咖啡馆也起到一部分管理监督作用，如果有宠物行为不当，老板会扮演协调的角色。解决了部分管理问题。”但压力也是有的。在和“两条尾巴”谈合作的时候，老板强调，一定要让来的人牵绳，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官方的管理者，很多人在咖啡馆随意放任狗疯玩，也给咖啡馆造成困扰。
正夏自己领养了一只小狗，她在电话里亲热地称呼它为“老赵”。老赵双目失明，是一只体形很小的狗，不喜欢社交，也无法奔跑，出门大多数时候都窝在正夏怀里。这样的小狗，出门既不碍别人的事，也不碍“别狗”的事，但正夏仍然遇到过带着老赵出门，到了商场门口不被允许进入的情况。“我们关心城市环境，尤其是公共环境中，人与动物的关系。简单地说，关起门来，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我们不能干涉。但是在公共空间，人如何与宠物相处？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游荡的、家养的、散养的、野生的，在城市空间中，动物越来越强的在场感已经成为必然。当人类社会向着更文明的方向努力，动物的生存状况、生活方式和可能的福祉也成为必然的考量。不只因为它们是我们情感上的伙伴——这一说法可能只对一部分人成立——更因为它们此时此刻，就在这里。
寻找平衡与共益
英国利物浦大学环境史教授克里斯·皮尔逊（Chris Pearson）写了一本书《狗狗都市观：犬与人类如何共同打造现代纽约、伦敦和巴黎》，研究纽约、伦敦和巴黎的狗如何塑造了三个城市的生活形态。在这些城市，狗与城市中产阶级之间经过漫长的时间达成了一份“有时甚至令人痛苦的、有些不稳定的协议，它关于城市里的狗应该如何以文明、健康和安全的方式与城市人共存”。
尽管常常被人忽视，但动物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塑造性力量。上述三个城市已经经过19世纪以来的漫长协商，达成了人狗共处的形态。在迅速扩张和发展的城市中，狗和人共处，产生了一系列的感情，爱、同情、厌恶、恐惧，最终融入城市生活，融入了符合城市人的情感价值观。皮尔逊指出，“这些价值观包括厌恶脏污、害怕流浪、担心犯罪和促进人道主义。而这些（并不稳定的）情感协议，是通过控制和管理狗来实现的”。
皮尔逊的描述绘声绘色：“作为城市居民众多而亲密的伙伴，狗参与了中产阶级情感标准的形成。它们随时可以吸收城市生活的情感强度。中产阶级对‘危险阶层’和流浪的担忧与流浪狗有关。对疾病的恐惧与咬人的狗有关。减轻残忍行为的人道主义愿望与狗的痛苦有关。对犯罪的担忧与受过训练以对付罪犯的警犬的思维能力有关。对粪便的厌恶与狗有关。不断发展的中产阶级情感塑造了狗的生活。”
这些样本不能代表全体。他特别举了印度的例子来说明，比如印度就没有19世纪末的巴黎那么“景观化”的养狗现象，在印度金奈，狗被视为“paavam”和“jeevan”，“这些泰米尔语词语大意如此：狗是脆弱的生物，容易受到各种伤害和痛苦，是社会的一部分”。
城市里生活的动物，生活难以避免地与人发生交叉，每个交叉点都可能引起争议。正夏在上海的社区街道做流浪猫救助，发现哪怕都是为了动物好，也会有矛盾。救助人和其他居民、不同理念的救助人之间，救助猫的和救助狗的、救助城市里其他动物的，各式各样的小摩擦层出不穷。
“两条尾巴”也做流浪猫救助工作。对养宠物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的情感投射。“从情感角度出发，如果你喜欢动物，就不会特别嫌弃流浪动物。我们在去做社区流浪猫绝育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自己并不养猫，他自己养狗，但是他会关心小区的流浪猫，因为他从狗身上感受到了小动物的生活。”
激增的宠物数量带来的不只有陪伴，还给城市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国内养宠门槛不高，部分人缺乏科学养宠知识、养宠的长期规划以及对自身情况的考量。一方面导致不文明养宠行为缺乏约束，导致人宠矛盾经常发生；另一方面导致弃养现象激增。因为人而进入城市的猫狗，又可能因为人被遗弃在城市，变成失控和无序的种群。它们或许可以依赖个体的、偶发的善意勉强生存，却也因为这种善意没有一种统一的规范，反而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正夏做流浪猫救助，特别有感触，不管是家养还是游荡的动物，当他们被视作人类社会的“麻烦”，那往往是因为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不够正确。“很多社区都有投喂流浪猫的阿姨，她们经常和其他居民发生矛盾，问题在于她们太爱猫，忽视了别人的感受。为什么会发生猫抓人的事情，或者居民投诉猫叫扰民？那是猫的天性。如果只投喂，不绝育，猫越来越多，只会陷入恶性循环。”正夏也遇到过沟通的难题。“她们可能有很多疑问，甚至阻止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只要你真诚地跟她说，让她感受到你不是恶意，她的接受度会非常高。现在我们和社区一起，给居民做科学投喂管理流浪猫的讲座，80%的人都非常认可。哪怕不能马上改变行动，但是态度上都是认可的。”
“关心身边动物的生存状况，这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刘学说，“但真正的文明应当是个人自我治理能力的提升，包括对我们自己的情感的管理，这是非常考验养宠人的事儿。最近大家都在谈，做父母不需要考核，这有多可怕。其实养宠比做父母更难，做父母毕竟是人类已经处理了几千年的议题，有经验，有共识。养宠就没有这么深厚的社会基础了。”
王倩楠自己不养宠物，只是通过访谈间接地理解人对宠物的特殊情感。她对狗的态度基本上代表大部分人的立场，“如果你可以将狗训练得非常好、遵守法律规定、在街上也能牵狗绳等，那么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害怕。我的边界感就是这样”。在养宠和不养宠的人群中间，找到“共益”很重要，“共益不是公益。当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竞争的时候，环境就变得复杂了，我们要做的是找出其中共通的那部分”。
去成都考察的时候，刘学注意到一个社区里有专门的空间来“活化社区生活”，一位养狗的男士经常把他训练有素的三只大狗带到这里来，孩子们喜欢和狗玩，渐渐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来。“如果养宠家庭做得好，就可以记录为家庭文明积分，可以换米换油，也可以兑换物业服务。你的家庭成员为大家带来欢乐，你就能得到积分，这就是一种家庭化的管理思路。”广州也出现了宠物友好单元，一个小区有20只收编的流浪猫，由小区居民自发组织投喂、捐款、绝育和医疗。“和刚性的行政管理相比，家庭化、社区化的软性方式相对较好，这是一种相对成熟、方便快捷的管理方式。”
生活在城市里的动物，既是需要被尊重对待的个体，又无法完全脱离人类活动的影响，引发的是一种公私之间的灰色矛盾。动物和人一样，在城市生活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也应当探寻人和动物相处的边界与规则。
现在正夏带着老赵出门，必定带一整套五花八门的工具，其中一瓶水是必需的。“一方面是给老赵喝，另一方面如果它尿在不合适的地方，我要用水去冲淡味道，也减轻狗尿的腐蚀。”宠物想不想出门，想去什么样的地方，更多还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在这个前提下，宠物的自由就不应当成为一个万能的“幌子”，它应当放在大多数人类的基本生活权益范围内去考量。正夏举了个例子，上海的上生·新所有大片户外空地，非常适合宠物活动，但是一直只接受宠物推车进入。“上生·新所因此一直受诟病，但是我们也理解。园区里是有历史建筑的，狗尿的腐蚀性非常强，破坏了保护建筑怎么办？”
正夏特别告诉我，“两条尾巴”的团队里也有不养宠物的成员，这是为了保证每种视角都能被考虑到。“在城市环境中，宠物友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与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生存在城市环境中，猫和狗在大自然中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它们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它们的出生、生活和死亡是因为我们存在，所以我们有义务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理解的宠物友好，是对于共处在这个环境的任何动物来说，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在这一期封面专题中，我们与社区动物自治组织、宠物友好空间设计师、宠物主对话，观察人与动物共同生活的新形态。站在旁观者、养宠人、局内人的角度，我们发现动物已经无法避免地成为城市生活的新成员。把动物纳入城市生活的考虑范围，这意味着一些新的情感需求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共识需要达成，一些新的边界在等待形成。
我们与宠物心理咨询师聊了聊人与动物的双向行为治疗；分别观察了两种正在发生新改变的宠物行业——宠物餐厅与宠物运输；采访了专门为宠物设计酒店和公共设施的建筑师张佳晶；也在杭州海天社区观察了“动物文明建设协会”的运作，探究一种关于社区动物的共识如何形成。
当猫猫狗狗成为人类社区中“被看见”的新成员，城市生活可以变成什么样？人类应该如何与动物找到共处的新平衡？我们还在等待更多答案。
文章作者
肖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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