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王珊

2024年3月20日，路人在德国柏林的一家房地产公司门口看公寓广告。近年来由于新建房少而移民激增，德国长租房源短缺严重

10个月4起案件

2024年9月，在德国留学的冯佳在德国华人同城群里读到一条消息：德国黑森州警局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发布了警情通告，提醒中国女性谨防一名很可能是中国籍的连环强奸案犯，并表示已经接到多起报案。

警方在通告中透露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此人惯用的作案手段是通过网络，特别是相关社交平台上的广告，有目的地寻猎年轻的中国女子。根据已知的多起案情，案犯以寻找住房或过夜机会为由，预约见面看房。先是在网上与受害者取得联系，表示有意租买，见面后实施性侵。在网上，此人也以女性身份与人进行交流。”警方建议个人在接待看房者时要找他人陪同，而不是独自在场，并开通了中文热线来帮助受害者。

这条罕见又郑重的警情通报很快在留学生群里引发了议论，大家又惊愕又愤怒。冯佳告诉本刊，通过微信群和小红书发帖招沙发客和转租房子，是德国留学生当中常见的做法，主要是为了缓解房租压力。为防止出现危险，女留学生在招租时，一般会在帖子里“限女生”，并默认这是一个排除风险的要求。冯佳猜想犯罪嫌疑人假扮女性联系受害者，就是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冯佳提到，一般在招租时，留学生们会在帖子里说明自己是否独居，并介绍房况、房子所在的大致位置，这些信息可能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了衡量作案风险的依据。

再次看到相关的信息是在两个月后。2024年11月15日，法兰克福检察院高级检察官多米尼克·米斯（Dominik Mies）在给媒体的公开通报中称，11月14日，警方在黑森州大盖劳地区逮捕了一名43岁的中国籍男子。这名嫌疑人被指控在多次看房过程中性侵中国女性，几名女性的年龄在19岁至33岁之间。共有4起已知的案件，最早的一起发生在2024年1月。其中两起发生在法兰克福，另外两起发生在哥廷根和曼海姆。

三座城市分属三个不同州，处于中间的法兰克福是德国的金融和交通中心，在德国西部的黑森州境内；哥廷根位于法兰克福东北约200公里处，是下萨克森州的一座大学城；曼海姆在法兰克福南部约80公里处，是巴登-符腾堡州的一座大学城。据知情人透露，受害者至少3名是在德的中国女性留学生。高级检察官多米尼克·米斯12月4日回复本刊的邮件问询时称，犯罪嫌疑人自11月15日起已被羁押候审。“对于每起指控，嫌疑人将面临不少于3年的有期徒刑。针对这4起案件，法庭将会综合判决出一个总刑期。调查仍在继续，目前尚无法预测何时结束。”

据知情人透露，第一起案件发生后，受害者就已经报警，并向警方提供了与嫌疑人在社交平台的聊天记录以及嫌疑人的账号，但案件处理的速度一直很慢。而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还在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德国执证律师高森向本刊介绍，德国是世界上个人数据保护最严格的国家之一，相关法律包括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BDSG）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不仅要求私人机构，也要求公共机构保护个人数据，对公权力机关调用个人网络数据有严格的规定，这可能影响到办案效率。“办案时德国警方是可以跟平台去要用户数据的，但很难强制让平台尤其是海外平台执行这个要求。”

同样是出于个人隐私保护的原因，德国国内监控覆盖范围比较小，这也给追踪罪犯带来挑战。高森说：“德国民众对摄像头是比较排斥的。”德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德国大概有130万个监控摄像头，只有英国摄像头数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安装监控需要法律授权，集中在机场、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当性侵案件发生在住宅区，缺少第三方人证，追踪犯罪嫌疑人就变得更加困难。频繁使用相似作案手法的嫌疑人，显然是熟知这一点。

（插图：老牛）

嫌疑人

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案件嫌疑人名为Dapeng Z.，在法兰克福附近劳恩海姆市的一家车企工作。本刊联系到嫌疑人的前女友关雯雯，确认嫌疑人的中文名为张大鹏。

2024年11月15日，法兰克福检察院高级检察官多米尼克·米斯对德国媒体表示，警方最终是通过评估“无线电信号定位和在线平台上的账户”，确定了这名43岁男子的身份，并且进行了DNA分析。同一天，中国驻德国法兰克福总领馆发文称，这次案件侦破是中德双方通力配合的结果。

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4年9月底，总领馆在与法兰克福市警察局进行日常警务交流时获悉该系列强奸，发现案犯专门针对在德中国女性，连环作案，作案时间跨度近10个月仍未破获，严重威胁在德中国女性的人身安全。综合考虑情况，总领馆将案件立刻列为全馆优先处理的重大事项；并针对嫌疑人和受害人都是中国人，作案使用了微信或小红书中文平台这一案情特点，中国警方凭借其在语言、文化、平台管理以及办案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为德国警方破案提供重要协助。

在职场社交平台领英的个人主页上，张大鹏的头像是一张职业半身照，他光头，戴着玳瑁色的窄框眼镜，一身黑色西服配黑色领带，看起来像是一个老练的职场白领。主页信息显示他居住在黑森州的法兰克福，在一家跑车生产商路特斯（Lotus）担任计算机技术相关的职位，工作内容包括管理公司的网络基础设施、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研发系统等等。1998年到2002年，他在哈尔滨某大学修读土木工程本科，之后在德国读语言班，2005年到2014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读的是德国旧学制下的Diplom学位（相当于本硕连读），毕业后一直从事计算机技术相关的工作。截至第一起案件发生时，张大鹏已经在德国生活超过20年。

关雯雯告诉本刊，张大鹏的老家在吉林的一个小县城，家庭经济条件在当地属于中上，“有好几套房产和铺面”。2002年，张大鹏大学毕业时，同级学生里出国留学的还不多。张大鹏的一个亲戚是做建筑行业的，建议张大鹏去德国学建筑。能去德国这个老牌发达国家留学、工作，是受老乡羡慕的，关雯雯记得张大鹏家人谈起这个“小地方”走出来的留德儿子总是溢满骄傲，能滔滔不绝地夸赞几个小时——尽管张大鹏在德国华人圈内履历算不上出类拔萃。工作刚满一年，张大鹏还没有什么积蓄，家人就出钱帮助他在德国买了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10万欧元，还有20多万欧元的贷款。

关雯雯与张大鹏通过网络相识，谈过4年的恋爱，之后两人还保持着偶尔的联络。看到张大鹏性侵的新闻，关雯雯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以为是恶作剧”。关雯雯回忆，现实中张大鹏是一个比较“闷”的人，不擅长跟陌生人打交道，在陌生人面前总是显得很木讷，有时还会紧张，“说话就跟挤牙膏一样，问啥答啥”，还有点不敢直视别人，最好的朋友是在德国大学里认识的两三人。2014年硕士毕业后，整整一年时间，张大鹏求职一无所获，“他的学校和学位都还不错，但是他跟人沟通的时候，不知道是害羞还是没有自信，面试老过不了”。后来，还是关雯雯通过自己的朋友关系，把张大鹏介绍到华人公司工作。

关雯雯印象中，亲密关系里张大鹏也回避沟通，比如他时常会把日常琐事中的不满压在心里，等积攒到一定程度了才突然“爆发出来”。有一次，关雯雯在家办公时吃了张大鹏打包回家的饭。一两个月之后，在一次争吵中，张大鹏突然提起这件事，告诉关雯雯那份饭也包含他自己的一份，但关雯雯没有留给他。“你就觉得莫名其妙。当时吃完饭他就打游戏去了，你看不出他不开心。”“长期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两个人缺乏沟通。”

与现实中的沉默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张大鹏在网上的活跃。张大鹏经常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分享风景摄影作品和技巧，还是好几个德国摄影爱好者群的群主。案件公开之后，这些摄影群里的人都很震惊。“大家都觉得至少他对摄影是认真的，是真喜欢的。”一名群里的成员告诉本刊。在小红书等手机应用火起来之前，德国华人流行上德国论坛“萍聚”，张大鹏也在那里留下了活跃过的痕迹。张大鹏的论坛主页显示，从2007年到2022年，他总共创建了110条帖子，回帖1896次，在线了2390小时，属于论坛里具有高级别功能权限的用户类型“高级金领”。

关雯雯记得，自己最初对张大鹏的好感就来自他在网上表现出的体贴和主动。“他网上没有害羞，属于那种很能放得开的，表现得好像很心疼你。他有个‘二哈’（哈士奇）的外号，我说我生气了，他就说自己耳朵已经竖起来在听。非常懂得去博得女孩的欢心。”但张大鹏的网络聊天技巧并不只用在女友身上。有一次，关雯雯曾撞破张大鹏用国内交友软件“陌陌”和其他女性聊天，“他躲在厕所里跟一个女孩在打电话”。第二天张大鹏上班把智能手表落在家里，关雯雯就在手表里查看了张大鹏的聊天记录，其中有女生跟张大鹏提到自己“可能怀孕了”。一怒之下，关雯雯搬离了张大鹏家。

这并不是张大鹏第一次对伴侣不忠。在最开始向关雯雯示好时，张大鹏还没有结束第一段婚姻，他告诉关雯雯他已经决定要离婚了，并且给关雯雯发了自己和妻子争执的聊天记录。两次“出轨”的经历让关雯雯觉得张大鹏“不是一个对关系负责任的人”。但张大鹏却有一个明确的“40岁之前”结婚计划。关雯雯觉得，张大鹏在亲密关系中更多是在寻求“一起玩”的伴儿，是在家里长辈的催促和传统观念下，他才两次进入婚姻。

曼海姆大学城，曼海姆是案发的三座城市之一

“真空”中的留学生

关于张大鹏作案的原因，德国高级检察官多米尼克·米斯2024年12月4日在回复本刊的邮件时提到，“调查还在继续”。但从张大鹏几起已知案件的作案手法来看，将寻猎目标定为留学生群体，既依赖于他在德国生活20年的经验以及他对当地社会运行规则的了解，还有曾经作为留学生的他，对留学生群体的熟稔。

德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大学城”——城市依大学而建，主校区就是城市中心，而大学的教学楼、学生公寓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走街串巷的时候，不经意抬头就能看到学校标志。像此次张大鹏作案的三座城市里，哥廷根和曼海姆都是典型的大学城。以哥廷根为例，12万居民当中有四分之一是大学生。一名留学生告诉本刊，不少留学生来到德国后社交圈子挺“干净”，很少对一些危险设防。

另外，在留学圈，德国最突出的亮点是免学费。区别于动辄需要付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学费的英美澳，中国学生到德国的顶尖公立大学读本科、研究生都不用交学费，只需要每个学期缴纳一些注册费和社会保险费，大约在200～300欧元（约合人民币1500～2300元）。

这决定了德国的留学生当中，家境不富裕的学生占比很大。冯佳说自己就是毕业后工作了一年攒够生活费才来到德国的。冯佳告诉本刊，留学生如果住在学生公寓，每月需要300多欧元（约合人民币2300元），但学校住宿紧张，如果学生公寓到期或者没抽中，则要花上大约500欧元（约合人民币3800元）在校外租房，是日常开销的大头，而将房子短期出租或者招沙发客可获得每天10～20欧元的收入，可以弥补房租的花销。而且招短期房客很容易，近年来由于新建房少而移民激增，德国长租房源短缺严重，多名留学生告诉本刊，租房就像“应聘”，甚至要拿着个人履历和收入证明找房东“面试”，一间房子挂出来之后，几十个人竞争是常有的事，找房时间可能长达数月。没租到房子的留学生，就需要一个租期灵活的过渡住所。

不过在看到警方在通告中建议大家不要独自接待看房的客人，要找第三人陪同，不少留学生的第一反应是，“这真的能实现吗？”留学生陈蔚告诉本刊，在德国的留学生很多都选择独居。周睿睿是德国汉堡大学的社会和经济学院讲师，她告诉本刊：“德国社会本身就非常分散，这跟它历史也有关系。它没有一个中心，像英国有伦敦，法国有巴黎，这些中心聚集着该国绝大多数华人，但是在德国没有这样的中心，所以华人居住比较分散。”这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华人在德国社会具备的支持网络一直是相对比较薄弱的”。

“我所在的小城市中国留学生很少，大家住得分散，公共交通也不方便，我们都习惯了单枪匹马地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很难说叫上一个朋友，他就能马上出现。”陈蔚说。一位留学生告诉本刊，身边的中国同学或多或少都尝试过交德国朋友、融入德国社会，但遇到很多坎，其中一大问题是语言，大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德语，都是在留学前花一两年速成的。“如果德语说不流畅，对方表现出不耐烦，很容易打消掉你尝试讲德语的积极性。即便德语说得好，也可能缺少共同话题。比如一些中国网络上流行的梗，只有中国同学能聊起来。”她表示，自己身边很多留学生德语都不太好，只够刚好应付考试和日常交流，一是因为德语难学，另外也是跟大家的生涯规划有关，比如有同学计划在德国留学后回国工作，将来用不上德语，所以没有把学德语看得很重。

冯佳注意到，她身边的很多留学生都是在2010年德国学制改革之后来德国的。2010年以前，德国的旧学制原本没有本科和硕士的区分，只有Diplom学位，至少需要读5年，而且要求中国学生先在国内大学读过本科才能申请。2010年前后，德国完成了一项叫“博洛尼亚进程”的教育改革，分出了本科和硕士两种学位，相当于学制跟国际接了轨，德国学位在中国的认证、转换都更方便了，这大幅提升了德国高校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根据德国驻华使馆及留德人员审核部的相关数据，在2014年，有上万名中国学生以留学为目的前往德国，这个数字较2009年翻了近一倍。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和德国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中心（DZHW）的数据显示，2016年，在德国中国留学生总数首次突破3万，在那之后，中国也连续7年位居德国第一大国际生来源国。

在周睿睿看来，出生在1995年后的留学生，与2000年前后就去德国的那一代留学生在留学心态上已经有所不同，后者会想尽一切办法在德国扎根，融入当地；前者则更多是把德国当成一个取得学位或者丰富人生体验的地方，这会带来两者在德国融入程度上的差异。“社会经济的变化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之前很多人出国来留学，就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张大鹏从国内大学毕业、准备出国的2002年，德国的GDP为2.078万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471万亿美元。“但是现在确实不是这个样子了，因为中国发展很快。你在大城市生活，生活质量已经和欧洲城市接近。国内还有父母，根基在那里，生活可以过得很幸福，不用自己从零开始打拼。”

周睿睿觉得，在低浓度的融入下，留学生对一些德国本地的规则和机构会比较陌生，难以从这些机构获得社会层面的支持。在德国，民间公益机构除了为受害者提供帮助，也对反性暴力犯罪采取了很多预防性的措施，但这些措施不易触达一般留学生。陈蔚长期在德国一家反性暴力公益机构担任志愿者，是机构里唯一一个外国人，她发现德国非常重视对本国公民的反性暴力教育。有一次陈蔚在火车站被流浪汉跟踪，她下意识地用培训里教的方法，大声喊“不”喝退对方，成功摆脱了危险。这些志愿活动让陈蔚对当地存在的犯罪案例、风险点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让陈蔚觉得很遗憾的是，这些信息普及都发生在德国的中小学、城市广场或市政厅，很少走进大学，而且是用德语进行，除非是特意关注此类活动，一般留学生不常接触到。

在课堂之外，大多数留学生还是会回到中文世界，在中文社交媒体上查信息、交朋友。冯佳觉得招沙发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己的孤独。“我最初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不过随着遇到一些很好的人，我发现（招沙发客）也有社交这个功能。”在沙发客中有两个“气场很合”的房客成为冯佳一直保持联系的好友。在“家”这样一个私密、狭小的空间，友谊也许会比平日更快地生长出来，但危险也会比一般场合更加猝不及防。

冯佳回忆，自己在招沙发客、转租房子时也有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有一次她跟一个自称是留学生的人提前约了视频见面，想确认对方的身份真实性，没想到对方是一个中年男人，裸着上身，在厕所给她打视频，还口出秽语，吓得冯佳赶紧挂断。还有一次，冯佳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她离开前将冯佳用胶带封好的抽屉打开，还卷走了一些钱财。但冯佳没有追究。德国法律对于房屋租赁有非常细致严格的要求，比如最小人均面积。冯佳不到20平方米的公寓里住了3个人，如果让公寓楼的管理处知道，冯佳只会碰上更大的麻烦，甚至被赶出公寓。连环性侵案的消息出来之后，冯佳开始思索，过往自己感受到的安全，是否只是想象出来的，而在她的生活与更复杂的社会之间，存在一个真空。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冯佳、陈蔚、关雯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