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给自己的题目叫“成年的城市”。很多人会疑惑：中国的城市已经有几千年历史，怎么现在才说“成年”？这里的“成年”，不是指城市的物理年龄，而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发展阶段。

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从单位社会走向市民社会，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我们大致来到了一个“成年期”的时间点，同时，城市的增量扩张时代告一段落，存量空间变成发展主体，原来的那套“长身体”的逻辑开始失灵。我经常用“上半场”“下半场”来区别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变化。这里，不同的“剧本”既是指原来的不同，也是指城市之间的不同。

城市中的人

摄影：Jiachen Lin

回顾过去四十年的城市化，我们经历了几个叠加的过程：人口快速涌入，空间迅速扩张，社会结构剧烈分化。城市长大了，但在长大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量历史街区、社会网络、生活方式被粗暴打断，很多文化遗产、集体记忆在推土机下被抹平。这个发展过程带有很强的破坏性，是一种以文化、社会和自然牺牲为代价的成长。

与此同时，空间内部开始分化：一边是大量的存量与闲置空间——空置的写字楼、卖不动的商场、活力衰退的老区；另一边是依旧得不到满足的空间需求——年轻人的居住、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灵活就业者的工作场所。于是，城市的增长路径开始转向，原来的“简单粗暴”走不下去了。

过去一轮城市发展有一条非常清晰的闭环：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加上财政和金融的杠杆，圈地、拆迁、开发、卖房、按揭、还贷、再圈地……这个模式支撑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却在最近几年明显“带不动”了。土地财政收入锐减，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周期，大项目难以为继，“造一座新城，再造一个新区”的路径越来越困难。

 上海双子山公园

图源：视觉中国

在今年年初一个研讨会上，有人问我现在城市发展的动力到底在哪里？我用两句话来回应，我自己这几年也一直在围绕这两句话做研究。

第一句是：“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必须真正关切老百姓的需求，把人的发展放在中心，以人的消费为动力才是“有效动力”。

第二句是“应对气候变化”。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能源、生产方式与技术、生活方式与消费的巨大变化，带来城乡聚落安全韧性的新要求，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产业转型和投资的新领域。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从人均 GDP 不到 200 美元的世界最贫穷国家，走到 1.3 万美元的中高收入社会，中国人的价值观必然发生变化，而且这一变化还伴随着深刻的分化。

不同世代、不同人群、不同行业，对“好生活”的理解完全不同。随着价值观的变化与分化，城市发展的逻辑自然也要跟着变化。

如果说“成年”意味着要重新面对自己，那么对城市来说，首先要看清楚的是：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这几年，我们经常说年轻人“不一样”，但很多讨论停留在标签和情绪上。其实，从消费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中，我们能看到更清晰的线索。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消费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物质消费，解决温饱；随后是追求品质的服务消费；再后来进入体验消费的阶段，精神需求、文化需求、美学需求，慢慢成为新的增长点。文化遗产为什么越来越受关注，不只是“保护意识提高”，也因为人们对意义、对审美、对身份认同的渴望更强了。

在亮马河上玩桨板的年轻人

图源：视觉中国

不同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尤其明显。我这一代人的人生价值的关键词是“奋斗”，而且是非常功利的奋斗，奔着钱、地位和权力去。今天很多年轻人更强调事业与生活的平衡，有的是主动选择，有的则是一种无奈的现实：他们清楚看到自己“卷”到头的天花板在哪里。对他们而言，“怎么活”比“升得多高”更重要。

时间价值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这一代人追求的是“支配财富的自由”，而今天很多年轻人追求的是“支配时间的自由”。在中关村，最顶级的打工者对企业的第一诉求不再是薪资，而是先问一周上几天班？“上五天班你就别找我了”。远程办公、居家办公、弹性工位，这些工作方式的改变背后，是一整套时间观念和生活选择的变化，从“稳定的朝九晚五”到“数字游民”再到“线上零工”，本质都是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

 地铁站台的行人

摄影：Zhang kaiyv

情绪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年轻人为了“开心”愿意花钱、花时间，这和上一代的消费观完全不同。很多老一辈完全无法理解泡泡玛特这样的品牌为什么能在全球有影响力，但对于年轻人而言，情绪与兴趣就是价值本身。

婚姻价值的变化正在改变家庭结构和城市住房需求。中国大约有两亿多不结婚的年轻人，这不仅是中国现象，也是全球趋势。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在德国，约 40%的家庭是单人家庭，34%是二人家庭。但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仍在大力推销三室一厅、四室一厅，谁来回应那些“一人世界”的居住需求？单身与二人家庭，在城市住房供应中没有被认真对待。

审美价值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也深刻影响了空间形态。人们希望要“烟火气”，又追求“文艺范儿”；欣赏地域性的独特气质，又希望接轨国际……这些复杂而多元的审美诉求，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今天城市空间更新的多元化诉求。过去那种从高、大、新为美的审美标准越来越难以被接受。

北京胡同一角

摄影：Zhang kaiyv

价值观转变，反过来重塑住宅、楼宇、商业综合体和产业园区的应用场景。

住宅曾经是国家发展的发动机，支撑了二十年的高增长，如今正在回归居住属性。并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还能增值、投资。我在上海做老城厢保护研究时向中介打听，他们很坦率：单套价格在三千万以上的豪宅还有保值空间，以下的房子就不好说了。与此同时，年轻人不再把买房当作人生必选项，从买房转为租房，空间逻辑就从“价格与资产逻辑”变为“距离与偏好逻辑”，城市格局也会随之变化。

写字楼的困境也不只是经济不景气。在北京金融街，有人跟我说，楼宇空置率越来越高，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不充分。很多本应由专业机构完成的工作，都挤在政府部门内部；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门可罗雀。单一功能的 CBD，在这种结构性变化面前，变得越来越尴尬：高成本、高空置，企业和员工却在寻找更灵活、多功能的空间。

商业综合体则是观测消费变迁的晴雨表。从最初单纯卖货，到叠加餐饮、服务，再到今天承载体验、社交与情绪价值，商场内部的楼层差异肉眼可见。今年的规划年会在沈阳的“k11”召开。我从1楼走到5楼，体验了整个商场的变化过程：一层卖货的店铺半数关门，二层餐饮开始热闹，三、四层叠加体验和服务的空间反而成为人流最旺的楼层。大体量商业综合体如果还停留在“卖货逻辑”，就很容易陷入困境。广州市42万平方米的正佳广场被授予国家AAAA旅游景区就是一个例证。

重庆商圈的人群

图源：视觉中国

园区的变化也十分显著，科技型园区的空置率也在上升。十年前，大家习惯于用“华为园区”“阿里园区”“腾讯大楼”这样的巨无霸象征城市创新能力，如今很少再见这样的大厂园区。新兴的科创企业往往更分散、灵活。像DeepSeek “六小龙”、哪吒的制作机构，他们到底在哪里办公?他们的团队需要怎样的空间？

带着这些问题再看深圳，会发现一个颇具反差的现象。在宝安、龙岗，一些园区的租金竟然不低于福田、南山的甲级写字楼。这种价格倒挂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广州。“设计之都”是一个村办工业改造项目，尺度宜人、功能混合、配套齐全和投资运营一体，租金已经逼近广州最高等级办公区的价格。这背后是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与产业组织方式的变化。

富士康“十连跳”发生时，我就判断：中国“单一发展产业时代的终结”，今天我们似乎可以定义为“大厂时代的终结”。未来的创新，很可能不再发生在传统意义上的园区，而是在混合功能的住区，在那些工作、生活、娱乐、社交高度交织的空间里。

中国有很多“姐妹城市”：北京与上海，成都与重庆，沿海还有五对地理相近的“姐妹城市”。它们的体量、区位、资源条件接近，却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不一样，各自走上不同发展的路径。Deepseek为什么在杭州？“希音”为什么在广州？哪吒和王者荣耀为什么是成都出品？为什么？到最后，很难不用文化来解释。

城市文化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整体：历史的沉淀，文明的结晶，文艺的聚集，生活的态度，做人做事的方式……形成不同的城市氛围和不同的吸引力。我常说，“短期靠政策，中期靠制度，长期靠文化”。城市文化差异必然会影响它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疫情期间，中国传媒大学一位老师写了一本《朝阳文化地图》，几经辗转找到我，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序。我起初是谢绝的，认真读了一遍以后，我被打动了。

一个小小的朝阳，600多年的历史，他总结了古代的漕运文化，科举文化到当代的外交文化，工业文化、传媒文化、体育文化、商业文化……读了这本书我理解了为什么有朝阳群众。因为朝阳是北京中心城区唯一一个经历过工业文明的地区，朝阳群众是工业文明的这种集体生活集体社会的遗产。

北京胡同居民

摄影：Zhang kaiyv

广州中大布匹市场，是我跟踪研究了十五年的对象。早年有朋友调侃，中山大学只有一个“中大布匹市场”可以挂名，而北大清华有中关村，同济有设计产业集群。我的回答是：中大布匹市场未必不是广州未来的米兰。米兰不也是从给法国人代工走出，逐渐成为世界时尚之都的吗？

在 2021 年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的现场，我认识了中国最早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本土女装品牌“例外”的创始人毛先生。毛先生告诉我，他自己当年就是中大布匹市场的一个小裁缝，租了一间门面，一点点做出来的。而“例外”最为人所熟知的“第一夫人私人定制”，是二十多年坚持小批量原创设计，慢慢积累起来的自然结果。有一批喜欢他的作品和他私人定制创意的人群，于是一直追随他的产品。

李晓江在“城市与我们：故事剧场”年度分享上演讲

中大布匹市场所在的产业型城中村，能够在城市这么中心的地段存活下来，生长出一系列品牌，创造了独特的城市产业文化，得益于广州市政府的包容。既使在这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也没有采取“做地”的驱赶模式。去年，我再次调研时，问起中大布匹市场和“希音”的关系，管委会的负责人自豪地说，“希音”用不起我们的工。这个典型的城市非正规空间还在孕育着城市未来无限的可能。

再看旅游爆红城市。哈尔滨为什么会在一个冬天里突然出圈？很多分析聚焦在冰雪、文旅策划和网络传播，我更关心的是：哈尔滨人为什么对“南方小土豆”那样友爱与热情？在我看来，哈尔滨是中国最热爱自然、也最热爱文艺的城市之一。

你如果想真正理解哈尔滨，最好在端午前夜去一趟：中央大街、松花江边到处是人，每个人手执一把蒿草，唱歌、跳舞、喝酒、聊天，等待春天的太阳升起。如此有仪式感的迎接春天，可能很难找到第二个城市，热爱自然是城市文化深层的一部分。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图源：视觉中国

石家庄又是另一种情况。一些人嘲笑它“既没有历史也没有山水”，却忘了这里有铁路文明、有工业文明。与工人文化伴生的“摇滚之都”的出场本身就是文化逻辑的必然。很多摇滚乐手唱的，是他们父母在工厂工作的艰辛，是大院生活的记忆，是工人阶级情绪的延续，也是城市文化的一种浓缩表达。

在成都，我坐出租车，司机师傅跟我聊李劼人，《死水微澜》，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作。很难想象北京出租车司机会和你聊老舍，或者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和你聊巴金，所以我很惊讶地问师傅，你们怎么知道这些？他很自信甩了我一句话：“我们成都人家家看报，家家读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哈尔滨到石家庄，再到成都，各不相同的城市文化，最终形塑了它们的产业结构、旅游风格、空间形态和发展路径。城市“成年”之后，很难再用一套统一的指标去横向比较谁更成功。每个城市必须面对、理解自己的文化，顺应市民的生活方式选择，做最好的自己。

工业化，城镇化“上半场”获得了经济巨量增长和物质资本巨量积累，但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自然、社会和文化代价。当我们来到“下半场”，城市进入存量利用、有机更新的阶段，保护历史文化，创造现代文化；关注民生，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空间正义问题，应当是“剧本”的核心主题。

这几年，国家反复强调“老城不能再拆了”。从结果上看，中国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确实一步一步收紧、做得越来越严。

一方面，在增量时代，许多文化遗产成为被忽略甚至被牺牲的对象，留存下来的越来越稀缺，越来越珍贵；另一方面，人们从物质消费走向精神消费，对文化空间的需求也迅速增加，文化遗产的价值越来越高。发展阶段、动力不同，社会资源的价值也不同。今天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老城在文化、区位、声誉和综合价值上的优势，其实远远超过许多城市新开发地区，最后真正能保值、能撑起城市竞争力的，往往还是传统城区。

北京胡同与CBD商圈高楼遥相呼应

图源：视觉中国

最近，我正在做上海老城厢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更新政策研究。政府投入巨资一次性搬迁了十多万居民，几万人家彻底改善了居住品质，结束了“拎马桶”的历史。这无疑做了件功德无量的民生大事。然而，很高的搬迁投资只有通过高端住宅用地出让才能获得财务平衡，但老城厢拆迁或改造又与文化遗产保护相悖，触碰了文化保护的底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基本方向：“保护为先，活化为魂”。我们希望在老城厢空间尺度、街巷肌理全面保护的前提下，识别出应该完整保护、可以修缮利用、可以拆迁的建筑类型，寻找并植入市场可接受，社会有需求的功能和经济活动，至少可以实现后续遗产保护和城市更新的财务平衡。如果没有生活，没有功能，没有人群，老城保护最终只会变成“文物保管”；如果没有合理的利用，无法实现保护和运营的财务循环，老城保护只是保留的历史的空壳。老城的价值不只是物质遗产本身，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重新塑造它的价值，激发它的生命力。

 上海老城区街景

图源：视觉中国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北京在平房院落保护与有机更新中的做法。北京采取的是一种相对克制、耐心的方式，保障为先，以时间换空间。通过居民申请式退租、换租或整院腾退，保护好四合院，逐步改善院落居民的设施配套和居住条件。这样的改造速度不快，一年约两千户，但过程平稳。最终形成了社会共生的全新状态：百分之六七十的原住民选择外迁，新迁入的年轻人与原住民为邻，共享院落空间。这个过程中有摩擦、有磨合、有融合，最终会整体上构成一个多元的社区结构，为老城注入了活力和动力。

更重要的是，北京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识地从“洁癖思维”中走出来。政府不再追求“整齐划一”，而是接受有的人愿意参加，有的人暂时不参加的现实，以渐进、有机的方式推动更新。这样的态度，十年前几乎难以想象，但恰恰体现了一座“成年”城市的自我克制与从容。

北京胡同居民

摄影：Zhang kaiyv

今年三联人文城市奖的初评过程中，多个深圳的校园更新项目让我非常纠结，比如深圳的“百校焕新行动”。建筑师们用尽想象力和创造能力，把用地十分狭小的既有学校改造得更开放、更绿色、更有趣，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与生活空间。但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这个难题要让建筑师来解决？为什么政府不能为学校提供更充足的空间？当空间资源配置“不正义”变成既定条件，最后只能靠设计师去做高难度打补丁，这背后其实是城市治理的底层逻辑出了问题。

所以，当我们谈成年的城市需要什么剧本时，我更愿意用“两个摆脱”、“四个关切”来表达。

摆脱增量时代那种简单粗暴的发展路径，靠大拆大建、靠房地产和基建拉动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百校焕新”-阳光桥鸟瞰

图源：深圳南山百校焕新行动

放弃贫困时代遗留下来的审美遗产，那种“以新为美、以大为美、以高为美”，认为高楼林立就是现代化，这样的审美已经无法回应今天多元而复杂的生活诉求。

取而代之，在城市“成年”之后，我们应该更加关切城市居民选择差异性，为不同需求提供多元、多样、多层次的场所；我们应该更加关切回应“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推动空间正义的实现；我们应该更加关切城市文化保护、传承和建设，提升居民的审美趣味、人文精神、文明教化。

这些问题，都是“成年城市”必须面对的议题。

运营编辑：毕然

“城市与我们：故事剧场”年度分享以剧场的结构展开，七幕议题依次铺陈，从建筑与影像到文学与城市规划，再到青年视角与身体表达。

从时间到空间，从现实到想象，这场“年度分享”是一场关于叙事的集体排演。不同学科的创造者以各自的语言讲述城市的故事，也共同回应同一个问题：当城市成为剧场，我们如何在其中生活？

序幕

刘家琨×贾樟柯：城市的两重叙事

第一幕 · 城市与时间

贾樟柯：电影追逐的，是时间流过城市的声音

第二幕 · 叙事与留痕

李敬泽：都是快闪，文学还能留下什么？

第三幕 · 成年的城市，新的剧本

李晓江：城市“成年之后”，会走向哪里？

第四幕 · 青年之声

黑灯：看不见的城市

第五幕 · 电影中的未来城市

戴锦华：好未来？坏未来？

第六幕 · 城市车间

曹斐：从工厂到农场，无人化会是我们的未来吗？

第七幕 · 身体与社会的临时剧场

陶冶：当我们在城市里一起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