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范薇）

预制婚礼的人

第一次看到“预制”相关的词条是在9月份。那时我正在度过忙碌的假期，为9月底的婚礼做冲刺准备，和婚礼筹备群里的18个乙方天天开会，他们分别来自酒店、婚庆公司、四大金刚（化妆、摄影、摄像、司仪）、一家拍立得相机租赁商和一位负责兜底的婚礼管家。在此前长达一年的计划中，我不断地产生新的计划，不断将任务分门别类地分发出去。

“预制晨袍照”这个话题从手机里一滑而过，我心里一动，又把它当作调侃——谁不知道生活中充满“晨袍”这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事情呢？但是把生活中的某个具体事件“预制”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林子赶上了“预制晨袍照”的潮流，她的晨袍照是在婚礼前一个月拍的。当她穿着毛衣，到达精心选择的外景场地时，不由得感叹“还好提前拍了”。

这个决定和时间上的不巧有关。因为喜欢的酒店没有合适的档期，林子的婚礼定在12月。8月预定礼服的时候，重庆的夏天很热，她压根儿没想到冬天穿这些衣服会多冷。预制解决了难题。她赶在还不算太冷的11月初，穿着连衣裙拍完了自己的晨袍照。

拍摄时间在傍晚，尽管少了婚礼当天的现场感，林子还是将这次拍摄定义为“仅此一次”的体验。她想拍一组外景写真，选了一间公园里的民宿，准备了喜庆的小道具，按照摄影师的引导努力调动情绪。“他会说想象新郎要来接你了，你有点紧张，若有所思。或者很高兴、很期待。高兴比较好表现，其他的就不一定了。”不过她的目标很明确，“主要是自己美美的。”

婚礼上任务繁重，要追求个性也要兼顾传统（周建仕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小海是林子的摄影师。他做这行五六年了，林子是第一位找他拍预制晨袍照的客人。场地、妆造这些硬件都好准备，怎么“凭空”拍出晨袍的感觉是小海考虑比较多的问题。他建议林子准备一些小道具，不过它们最后在成片中的体现不多，他始终觉得婚礼当天的氛围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婚礼当天会有感动，有快乐，有亲情、友情在里面。提前拍照，可能更多只能靠摄影师引导出来那种状态，我会说你想想老公待会儿要来接你啦、大家要来抢亲啦，给她假设一些场景。但是说实话，大家都是普通人，不是演员，代入感不是很强。”

真实生活里，选择预制的人多吗？小海告诉我，感兴趣的人有，但真正选择这么做的人还是少数。人们一边在寻找生活的简单解决法，一边又在犹豫自己究竟愿意做出多大的让步。上个月，小海又遇到一位想提前拍晨袍照的客人，他说家里也是因为老人的要求，早上安排紧张，凌晨就要起来，担心光线差。“最后和我沟通了一下，她还是觉得算了，提前拍没有那种婚礼的感觉嘛，哪怕光线差一点，没那么精致，只要真实就行了。”

林子对自己的成片是满意的。因为不受婚礼日期的限制，许多问题都可以提前解决。她不必担心摄影师的日程安排不过来。化妆师虽然不愿意单独跟一次妆，但是同意在拍照那天安排试妆。林子可以睡足觉，化好妆，傍晚才到达拍摄场地。在这次拍摄里面，不上镜的老公也不用出场，“之前拍婚纱照的时候，老公不大有镜头感，有的照片我拍得很好，他表现不行，就成废片了”。拍晨袍的现场，老公就站在场边帮她拎包，没有入镜。

唯一不符合她预期的是天气，“我期待会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大晴天，结果那天是阴天，还有点下雨”。不过这并没破坏她的心情，这可能也是预制带来的松弛感。总之，那天灰蒙蒙的光线，潮湿的空气，显得很像清晨，倒是意外地像是早上——晨袍本就应该在那样的光线下拍摄。

林子的婚礼还没有举办，但她已经觉得放下了一块大石头。“我最怕睡不好，用四川话讲就是头会‘发旷’，晕乎乎的。因为婚礼那天爸妈也会陪着我起床梳妆。这样我至少可以晚点起床，大家都会轻松一些。”

晨袍环节是年轻人的仪式感象征（IC photo 供图）

“预制晨袍照”是今年预制圈最先火起来的话题。社交媒体时代，我们被展示欲架着走，难以脱身，又感到疲倦。如果有个办法，将拍照、修图、发朋友圈这一套动作拆分出来，既满足爱美的私心，又减少实际操作的麻烦，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拒绝。

如果说“预制晨袍照”还只是把本就形式化的事情简单解决，“预制婚礼仪式”就是更上了一层楼。

8月初，亚楠在云南办了一场只有两个人的宣誓仪式，她在小红书的帖子里把这场仪式称为“预制婚礼”。从时间上讲，它在婚宴之前两个月举办。从形式上讲，亚楠选择的是婚庆公司提供的套餐之一，现场那位外国牧师也是套餐里的。

“预制婚礼”解决了亚楠两年以来的选择困难症。两年前订婚后，她开始考虑婚礼的事情，但是这件事的复杂度让人望而生畏。她自己的需求、家人的期望和传统习俗的要求，很难全部满足，甚至相互冲突。亚楠的老家在河北，在她的印象里，头一天晚上新娘要招待亲友，第二天要按照吉时接亲，有的新娘凌晨一两点就起床，自己辛苦不说，还要招待一大堆来宾。传统婚礼热闹宏大的气氛，她也不善于应付，“我和老公都是‘社恐’，父母也很腼腆，害怕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更别说仪式过程中的不可控，“特别是接亲中的玩闹很难控制，我们可以控制自己，但没法控制亲戚朋友”。

年初，亚楠看到了“目的地婚礼”的帖子。在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举办小型婚礼，把婚礼庆典、婚纱摄影和蜜月度假一次性解决，看起来简单又自由。他们在一片雪山上的草坪上举办了只有两个人的宣誓仪式，因为流程精简，意外情况也没那么可怕了，8月是云南的雨季，亚楠为天气担心了好几天。现场下起小雨的时候，亚楠没有什么沮丧的感觉，她还能记得雨进行的过程，“雨刚下起来的时候，山里有雾，没法看到远处山峰的全貌。但下了一点小雨之后，在我们的仪式当中，雾就渐渐地散开了”。

新娘走向新郎，两人互相念出誓词，在牧师见证下回答“我愿意”。整个流程只有十几分钟。亚楠在仪式上哭成了泪人，丈夫也跟着哭了起来。两个人各自攥着一团餐巾纸给对方擦眼泪，失去表情和体态管理的画面被剪进了视频，两个月后在答谢宴上播放。

从7月定下婚庆公司，到完成仪式，亚楠一共只花了一个月。目的地婚礼其实是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尤其在川西、云南，你一到古城就有一大堆婚庆公司可以选择”。不请客人不是故意的设计，只是朋友们都太忙了，远赴云南显得不大现实，亚楠选择了给他们开直播。“我们现在最痛苦的就是天天上班，没有自由的时间。如果你打破了那个界限，特别是时间上的界限，会发现很多事都好简单。”亚楠对我说。

我看了亚楠的仪式视频，新人在简单的鲜花拱门下宣誓，相拥，携手。如果没有亚楠的叙述，我可能觉得它是一场制作比较用心的婚前MV。目的地婚礼并不是新兴事物，更多时候它被看作一种外景婚纱照。亚楠真的觉得这样一场预制的仪式，与真正的婚礼仪式是相等的吗？

对她来说，答案是肯定的。十几分钟的仪式，没有外人在场，没有焦虑的干扰。她念完誓词的第一句话就哭了出来，丈夫也被她带着哭了起来。“现在一想，只知道两个人当时哭得稀里哗啦，但是好像念的什么东西都不太记得了。如果是在那种传统婚礼上，我的精神也会全程高度集中，但其实不是专注于这件事情本身，而是专注于我做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后果。”

预制是一个关于“取舍”的决定。亚楠很清楚自己的仪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一无二”。婚庆公司有几种套餐、五六个场地可以选择，她举办仪式的那一天，还有两三对新人举办婚礼。“但那里有我喜欢的草地和雪山就够了，不能要求太多，不能什么事情都想满足。只能说，比起其他选择，这个对我来说更好。”她看开了，“人生没有那么多观众，相比起来，我更担心我们的婚礼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只要有客人，无论是父母还是朋友在，你就无法只考虑自己。你会担心他们会不会身体不适，或者出现其他状况。但只有两个人在场，就只用考虑自己的感受。”

亚楠举办婚礼的时候，网上还没有出现“预制婚礼”的词条。但她觉得这个形容很贴切，“最初我们接触到‘预制菜’这个词的时候，可能觉得它有点负面含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现在我觉得挺喜欢‘预制’这个词的”。

通过提前计划、分块实施，获得满足的过程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拉长了。亚楠对我提到《小王子》里面的一句话：“如果你说你在下午四点来，从三点钟开始，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乐。”她觉得预制让快乐的时间变得悠长，可以从容享受，“如果只办婚宴，我开心的时间只有筹备前的一两个月，而我在预制仪式到婚宴的这段时间里，等待给大家呈现的这段时间也是快乐的。那种期待和忐忑的心情很美妙”。

“预制”成为生活里越来越常用的关键词 （视觉中国 供图）

预制能够成为“任务人生”的解药吗？

尽管预制了宣誓仪式，有些东西还是无法省略。亚楠本来想省去接亲、出门这些环节，但父母无论如何觉得结婚当天不能“自己从家里去酒店”。于是头一天晚上，丈夫拎着礼品到亚楠家，把她接去自己家里，第二天两人一起出门去酒店。不过这已经比传统婚礼简单许多，她觉得除了满足自己，也有必要满足父母、朋友的需求，“就是一种谁的主场谁做主的做法”。

在亚楠和林子的身上，我听到一种“想开了”的语气。生活太累了，我们何必为难自己，也为难别人？在某个时刻，我们真的想要从无限累加的任务和目标中解脱出来，于是“拆分”成了一种可行的策略。

亚楠在她的婚宴上只播放了仪式的视频。客人比她想象中认真，并非如传言中所说，“只是来‘搂席’的”。预制让她在自己的答谢宴上轻松了很多，无论从情绪上，还是体力上。她得以抽出时间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她设计了迎宾红毯，大家可以花很多时间在那里签字、留影。她可以和客人们一起坐在台下，当自己婚礼仪式的观众。最让我羡慕的一点是，亚楠实现了自己在婚宴上真正的愿望：和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好好地说说话。想想自己的婚礼，我对伴娘说得最多的话是“我的鞋、包、手机在哪里”，至于其他朋友，平均只能分配到一张合影的时间。

我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张慧聊了聊生活中的预制。张慧研究的是情感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关注现代日常生活的特性。起初听到我提出“预制生活”这个话题，她的反应是抵触，觉得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怎么能预制呢？听完我说的故事，她又觉得可以尝试着去理解。

“中国人有种‘任务型导向’的观念，比如说，父母那辈常见的表达是孩子上了大学、结了婚或者生了孩子，‘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的心愿就了了’。这些事件具体的过程和内容不重要，而是打卡式的完成任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变成可以用KPI式来运作。但在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文化里的要求不再适用，年轻人又无法完全摆脱这些外在的需求，任务型思维仍然根深蒂固，因此我们选择将生活的一部分外包。通过预制的方式，既完成任务，也将负担降到最低。”

理解为何我们会在生活中主动选择预制，另一个重要的维度是社会时间上的紧迫感。中文里有很多关于抓紧时间的表达，“只争朝夕，与时俱进，什么岁数做什么事”，“我们在时间的洪流里一定要向前发展，一定要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合自己的事情，人生的时间表有很明确的安排，不然就是‘过时不候了’。既有任务设定，又有时间的紧迫感，预制成了追求效率的方式。”张慧说。

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莱斯莉·珀洛（Leslie Perlow）就找到了一些初步的证据，证明人们普遍无法减少待办事项，这导致了无可救药的“时间荒”。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一日游的旅程中，人们都会不停地填充自己的时间表，把有事可做当成值得自豪的事情，尽管那些事可能让他们感觉糟糕。珀洛试图和她的研究对象，一群软件工程师一起解决“时间荒”的问题，帮他们设置了取消一切事务的“停止任务”时间段。结果是毫无用处——“停止任务”也成了日程表上新的“待办事项”，每个人都陷入了“任务”的囤积症。

我们给自己叠加的任务似乎越来越繁多，预制像一种让人从时间紧张感中解脱出来的魔法。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讲的“脱域”，描述的就是类似的现象。现代化的发展、技术的更新，让我们拥有了不断地分离和重新组合社会生活的时空能力，时间和空间都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变成可以被测量、控制和规划的抽象元素。主动选择“预制”，像重新组装日常生活的时间与空间，试图让选择变得更有弹性，更从容地调整自己的目标与状态。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郑震专门论述过我们当下的时间荒问题，“时间荒不是缺少时间，而是在诱惑、好奇、焦虑、不安乃至矛盾、冲突的复杂性中所呈现出的节奏状态。”现代人的时钟并不比古人走得快，而是我们的时间被填充了过多的选项。主动选择预制，有时候是为了在这种任务堆积、需求层叠的生活中找一点喘息空间，是我们在疲惫中发明出的应对机制。

我与郑震笔谈了预制的问题。他觉得预制是一个老话题的新形态，“预制就其性质而言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它不过是现代工具理性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其实这一进程是一个现代性的老话题，只不过它在某些日常领域中近年来的拓展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才仿佛成为一个新话题。它其实不过是现代工具理性试图对日常生活理性化的进一步表现，是现代工具理性化追求确定性的进一步表现”。

工具理性是一种注重效率、手段和结果的思维方式，核心是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时，选择最有效的方法，而不考虑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或有价值。简单来说，它更关心“怎么做”，而不是“为什么做”。那么，我们用预制这样理性的方式，来局部地应对生活中难以处理的问题，是不是有效的策略呢？

如果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理解预制，那它恐怕不是什么万全之法。“工具理性也无法消解不确定性对现代人的困扰，因为不确定性恰恰是无法被工具理性所彻底征服的现实因素，就像旅游目的地的自然和社会生活状况的实际情况，是不取决于你的攻略完善与否的；而餐馆菜品的预制方案也不可能消除消费者对口味的多样诉求。那种试图将一切确定化的做法不仅不能消除不确定性，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不确定性都是令人厌恶的，那些不会引发危机和焦虑的不确定性恰恰是人们趋之若鹜的。而那些令人厌恶的不确定性却又常常让工具理性化的模式束手无策。”郑震说。

“不确定性”的迷惑

摄影师小海自己是十多年前结婚的，当时没有晨袍环节，也没有那么多社交平台上的拍照风格参考。我问小海他结婚的时候也请人拍照了吗，他对自己的照片会要求十全十美吗，他坦白说，现在最喜欢看的是那些闭眼了、表情失控的照片，“因为真实嘛”。他说了句挺有意思的话：“好看的照片是现在看的，丑照是以后看的。”

小海的记忆里，客人们的要求是逐渐升级的。晨袍环节普遍化大约是四五年前的事情，到现在，80%的客人都会要求拍摄晨袍。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出片”的环节，主要是新娘的个人展示，“有空就拍个20分钟，没空就少拍点”。刷到“预制晨袍照”的话题的时候，他只当作是个好玩的噱头，没想到自己真会遇到这样的客人。

“大家对照片的质量越来越在意了，怕翻车嘛。”他觉得考虑预制的客人，一般都是对照片的要求比较高的。社交媒体时代，不断有新的需求被制造，新的攻略被传播，客人接收了这些信息，就会依样画葫芦地传达到小海这里。他遇到过写PPT来阐述照片需求的客人，要求捕捉到什么场景、什么镜头、什么角度，“比如新人入场，客人可能会写明一定要拍到正面和背面，这就要求至少有两个机位。万一少了一个镜头，客人都可能投诉。其实要求看多了也是大同小异，但大家确实对照片的质量要求越来越细致了”。

如果非要为预制生活或者攻略人生的火热找一个心理动机，那我们在巨大不确定性中的无力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济领域有个词叫“VUCA”，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和ambiguity（模糊性）四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它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诞生于冷战末期的气氛中，主要运用于国际局势或者经济领域，要求人们拥有洞察变数的能力，随时为情况变化做好准备。而现在，我们似乎在应对更加琐碎、更加个人化的VUCA局面。

广义地来说，打卡式旅行、为生活里的每件小事寻找攻略，追求可预期的结果，都是预制的一种。不确定感广泛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社交媒体的放大、信息洪流的裹挟，或者经济下行周期带来的巨大无力感，我们被不确定感裹挟，与其周旋，选择预制看起来是其中一种不错的解决方案。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顾楚丹做过关于“不确定性文化”的田野调查。她访谈了互联网大厂的实习生和正式员工，看看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环境下，企业的经营模式，人的工作模式、生活方式会怎样相互影响。

对互联网企业来说，不确定性是利润的来源，也是鞭策员工的利器。接受这种价值观的大厂员工，将不确定性纳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断地主动寻找新的突破口、技能点，活成了以“应对不确定性”为出发点的人。不知不觉地，不确定性会变成一种精神气质和一套生活实践。

与不确定性缠斗是疲惫的。一位访谈对象告诉顾楚丹，“已经不知道哪一种工作节奏是正常的，身体已经不需要过多的工作，但心理还在‘卷’。”在从不确定中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中，人必须不断地面对矛盾、纠结和焦虑，因为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确定性可以用于提高个人、企业和社会的能动性，一旦失去不确定性，生活将毫无色彩和意义；另一方面，个人和资本都对不确定性极其厌恶，不确定性折磨着个人生活与心灵，也让行业发展处于未知状态，应对不确定性的实践反过来也促进了不确定性的增长。”

在社交媒体的助力下，宏观的不确定性会不断映射在个体身上。“比如我们今天看到地缘政治冲突，明天看到金融波动，或者就业市场变动，就会投射到自己的生活中。实际上，宏观的不确定性和个体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不确定性是有鸿沟的。个体如何把大的不确定性投射在自己身上，关系到他在生活中做出的选择。”顾楚丹说。

商家给五花八门的服务冠上“预制”的标签，贩卖的是省心、快捷和万无一失的保证。网友给自己打上“预制人生”的标签，表达的是清醒的沉沦——谁都知道人生是旷野，冒险乐趣多，但谁真的愿意承担巨大的不确定性呢？选择预制的人大概都抱着这种想法：哪怕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在生活的边边角角，寻找一点点掌控感也是好的。

问题是，不确定性如此复杂，预制真的是万能之策吗？顾楚丹觉得可以按照理解算法的思路去理解预制，“算法的逻辑就是先输入，再输出。预制也是如此，先有人输入，再进行输出。当个体在做一个个是否预制生活的选择时，就像在建立自己的算法模型，不断丢入各种自变量来确保它稳定运行。但预制的运算过程也有黑箱，即使你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也无法算完生活的可能性”。

内森·菲尔德导演的《彩排》剧照

还有别的选择吗？

还真有人试过全方位彩排生活。加拿大导演内森·菲尔德（Nathan Fielder）拍过一部奇怪的剧集《彩排》。他接受普通人的委托，让他们通过精心“排练”来为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做准备。内森拉来一支建筑团队、一大批演员，提供几乎无限的资源，为他忐忑不安的客户们反复排练他们难以面对的场景：包括怎么向好友坦白自己学历造假，怎么与兄弟讨论祖父的遗产继承问题，以及怎么养大一个孩子。

剧中的重头戏是帮助安吉拉预演家庭生活，任务是在两个月内让她体验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养到18岁的过程，“父亲”由他自己扮演。过程意外重重，内森和安吉拉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争论不休，安吉拉中途退出，扮演孩子的演员也因为和内森的分离而情绪低落。在无穷的精算之中，生活反而走向失控。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王小伟在一次演讲中把预制菜这样的事情称为“现代人琐碎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在家、在公司或者在商场吃外卖，但本质上我们吃的都是料理包。它是一种自由，却显得无关紧要，这是现代人一个非常荒诞的处境。”

王小伟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观点，阐释他对外卖的理解。海德格尔说现代技术的本质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是我们每个人要承受的。这种存在方式是把一切的存在者都当作一种“持存”。“什么叫持存呢？简单地说，就是把持一个东西，然后任意地去取舍、摆弄它。”

王小伟不喜欢“预制”的一个角度是，好像什么事情都成了可以摆弄的部件。“预制好像在预设一种对生活强迫性的筹划。支配感是挺重要的一个点。”王小伟说。他无法否认这种支配感能制造简单的快乐，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他不久前跟年轻人分享关于预制菜的想法，学生会说：“我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点外卖了。我可以很轻易地选择不同口味，做得比我妈好吃多了。”

当然，今天的预制可以有更多的含义，它可以是我们在疲惫的生活中需要的折中方案，我们试图做一些理性的取舍，尽可能让自己生活得松快些。寻找可依赖的模板，让险峻的生活显得平顺一点。简而言之，预制的上限不高，但是下限还行，比起期待不知道会不会有的惊喜，还不如选择稳稳的确定感。

真正落在吃饭这件事上，王小伟也不是原教旨的“现炒主义者”。我们在学校里的西餐厅见面，面前就摆着一盘盘预制菜，意大利面、沙拉和甜品，都在十分钟内端了上来。“我自己其实不太在乎是不是要吃现炒的还是预制菜。我觉得风险只有一个，如果你不知道预制菜和非预制菜之间的味道差异，那才是比较可怕的。等你的味蕾习惯了预制菜，你会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甚至吃到现炒的菜，你觉得这个不方便、不快捷，没有深度加工不好吃。我会觉得很遗憾。”

我们聊到各式各样可以被比喻成预制的现象。情绪可以被预制，短视频的制作者很清楚如何用“钩子”引爆情绪点。AI的人设是可以预制的，把特定角色的脚本喂给大语言模型，它就能用相应的人格与用户聊天。感情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预制，从心动到离婚，感情的每一步都可以在电视节目里被分解、设计和展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王小伟（受访者 供图）

“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王小伟说。这可能由于预制暗含着“策略性的思考”。它的问题在于，如果预制走到极端，生命体验可能变成没有层次、没有褶皱的。“比如说观看设计好流程的情感节目，实际上你并不见得能学到怎么和一个人建立信任，你学到更多的是策略性地考虑亲密关系。比如说一定要问我们为什么在一起，为什么情感出问题，然后我们要把感情问题化，解决这些问题，接着你就把感情变成一个操作对象。实际上感情这种东西无论结合还是分裂，怎么能是操作对象，你怎么能跳出来在那儿审视它呢？”

这听起来有点像“观光化”的问题。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把生活的观光化称为一种现代病，游客与冒险家或漫游者对待风景的态度是不同的，如果你把自己当作生活的观光客，那意味着将各类活动，而不仅仅是旅游，转换为演员的脚本。“我们用系统性的方法清除事物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以便在最细节的层面确保高度的可预测性，其目的就是为了舒适性、便利性和效率。”最后，“我们将看到，观光化是如何通过吸尽最后一点不确定性而阉割了喜欢不确定性的系统和生物体，同时还给他们以获益的错觉。这一‘目标驱动’型态度深深地伤害了内在的自我。”

或许我们应该相信人的本能，我们总会在某个时刻发觉，生活最有趣的地方在于那些不可预制的部分。在《彩排》里，内森试着停下一贯的旁观者姿态，去了扮演儿子的小演员家里。那个家与他精心布置的剧场截然不同，东西的摆放看似毫无逻辑，却又相当合理，“待在真正有小孩的屋子里感觉很怪，毕竟我在假的家里待了那么久，我不习惯这么多的细节，每样物品都摆放得恰到好处，但没有一样是设计好的”。这是艺术，也是现实生活。

（参考资料：莱迪·克洛茨，《减法：应对无序与纷杂的思维法则》；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